明朝，长芦盐是人间极品，而长芦盐中天津盐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于是，天津建卫后，在盐业大幅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早的走私也应运而生了。

　　人间百味盐为上 各行利润它最高

　　盐，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子，更是“开门七件事”中不可缺的一件。俗话说：

“人间百味盐为上”——嘴再刁也没有听说过，有谁不吃盐的。

　　盐比黄金贵的说法很实在，在农业经济时代，在国家宏观经济、特别在财政收入中，盐所占比重都很大。所以，无论怎样改朝换代，“盐”的生产经营都是国家一级垄断。历代王朝在赋税中把盐计划单列，专门设有司衙门管理盐政。

　　在国家严格控制的同时，却依然制止不了盐的走私——盐业丰厚的利润，让很多人即便面临满门抄斩，也执意铤而走险。明朝，长芦盐是人间极品，而长芦盐中天津盐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于是，天津建卫后，在盐业大幅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早的走私也应运而生了。

　　贩盐之先 全凭盐引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林纯业告诉记者，明朝时期，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叫“引纸”——盐引；前卷存根叫“引根”。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如此看来，“盐引”可以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油票”、“肥皂票”做一个不甚恰当的类比——明朝，拿着盐引领盐；当年，父辈们拿着粮票买粮食。

　　成化七年(1471年)时，北方直隶、陕西一些府县发生饥荒，明政府便召集天津商人运粮到这些地方。商人每向这些地区运粮四斗，明政府便会给一引盐。“这是明朝盛行一时的‘开中法’。”林纯业解释说，“天津以北便是军事重镇，明政府召集商人向边境送粮食以供军需，粮食送到之后，军队会给商人打一个‘收条’，证明商人运送了多少粮食，作为商人向政府换取盐引的凭证。初期，还有很多商人干脆在边境附近开荒垦田，以免除送粮途中的舟车劳顿。”

　　林纯业认为，“开中法”实质上是天津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明王朝换取盐业专卖权。但，由于开中的地点多是边远地区，道路艰险，所定粮食数量又多，天津商人获利较少，往往裹足不前，加上“开中法”手续繁杂，天津商人既要输粮于边，又要持盐引去盐场支盐，最后到指定销区售盐，商人奔波于三者之间，影响了收入，因此天津商人纳粮换盐的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官粮储备。

　　万历四十五年(1617)，袁世振创立了“纲法”，改用钱买盐引，并以世袭制度吸引盐商。“盐引”让明政府牢牢地将盐业控制在手中。

　　走私等于谋反 权贵铤而走险

　　盐税收入占了明王朝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明朝对盐业的控制十分严格，商人越出规定的销区售盐，就以私盐论处。明王朝认为：除谋反外，罪莫大于贩卖私盐，格杀勿论。而且对罪犯不称匪而称“枭”，是说帝王以孝治天下，故不孝之罪通于天，称之为“枭”，以示其罪大恶极。这是明王朝为了垄断盐业、保证财政收入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作为重要盐产区的天津，自然是被控制的对象。

　　盐的利润在一切行列之首，以身试法的私盐贩子屡禁不止，胆有多大利就有多高，很是殷实了一些不怕死的。而这些最不怕死的人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封建统治机器中的权贵、宗室和宦官。

　　据林纯业介绍，朝中显贵世家通常会向掌管“盐引”的官员行贿，在实行“开中法”的时候，他们无需向边境运粮就能轻而易举地拿到“盐引”。“盐引”在手，几乎等于大把的银两唾手可得。

　　权贵将私盐运往南方时，都是走漕运和海运。天津卫城漕运繁忙，在南粮北调的同时，盐的走私也异常“便利”。

　　漕船组成船帮船队，沿大运河将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船回航时，必然不能空着。北京的官宦人家，便将盐运上漕船，销往南方。另外，北京的宫殿府衙需要修建时，要从南方运来竹子和木头，此时，一艘艘海船便扬帆向北，停靠在葛沽，船回南方时，自然也是满载着私盐。

　　“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鹾。”这里所说的“鹾”就是盐。官方渠道不能到达淮河以南的天津盐，却通过走私源源不断占领了南方广大的市场，走私的显贵也因此肥得流油。

　　官场腐败 屡禁不止

　　正德年间，太监王瓒、崔通去南京，要长芦盐引一万二千引，户部只给一半，正德皇帝朱厚照不满，责问户部，户部坚持说，宁可多给宦官银子，不能多给盐引。朱厚照追问是什么缘故，户部回答：“彼既得旨，沿岸骚扰，朝廷岂得闻知？”宦官以钦差大臣为幌子，贩卖私盐，无人敢管，所以“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有的甚至以皇帝“钦赐”为招牌，横行霸道，“勋内官奏乞盐利，满载南行，所至张钦赐黄旗，商旅不行，边储亏损。”私盐充斥市场，官盐存积日多，军需不足。

　　而当时的天津官员向来以勤于公务和清廉正直见称，涂桢在正德元年(1506年)出任长芦盐正时，正值大宦官刘瑾当朝，他的党羽毕真等人在天津贩运私盐牟取暴利，又掠夺商旅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而涂桢到任后，执法如山，处决了毕真等人。然而，最后一代廉吏却被刘瑾矫旨杖死。

　　此后，余珊任长芦巡盐御使，对宦官的做法很不满，上书弹劾宦官，反被宦官陷害，下狱问罪遭贬。自那以后，便无人敢管权贵、宦官、势要贩卖私盐的事。

　　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天津私盐猖獗，官吏贪赃枉法，放纵不管。巡盐御使毕懋康发银三百两，运同杨嘉猷捐银二百两，商众也捐了银两，在天津东门外建成98间房子的临盐关，这是天津最早的查禁私盐的机构。

　　但即使是这样，皇亲国戚的走私也并没有因此而停歇。这些私盐贩运者，或凭权贵势力而窝顿兴贩，或以钱物贿通官府及侦捕吏卒，使其“往往甘其小饵，明与为市，白昼公行，重禁绳之不能止。”就这样一点点小恩小惠，一次次虚张声势，让查禁私盐的机构形同虚设。

　　武装贩盐 愈演愈烈

　　时值清朝，康熙皇帝的一纸“永不加赋”让天津盐业的发展迎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贩卖私盐的脚步却依然没有停留下来。天津的官僚、豪强与大商人互相勾结，继续贩卖私盐。

　　清朝官员郑观应指出“今天下皆官盐，而实则天下皆私盐，名曰缉私，恐缉私之人即贩私之人。枭私、邻私、船私可缉也，官私不可缉也。故缉私之难，虽历代明君、贤相经营擘画，终无善法。”

　　“官私不可缉也”即私盐难禁的根本原因，是“缉私之人即贩私之人”，当然缉私收效不大。至乾隆朝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官逼民反，明朝时尚不成气候的多煮盐，私卖余盐的形式在清朝日益盛行，备受苛捐杂税盘剥的穷苦百姓也加入了贩私盐的行列。

　　另外，私盐贩子为了对抗朝廷关口的勒索，干脆以武力闯关，“造遮洋大船列械贩盐”。有时候，一旦行贿满足不了关口官员的胃口，或者受到百般刁难，盐贩便拿起大刀长矛，和官兵对抗，扬帆冲关。据林纯业介绍，当时，船队里的每一条船上，都少不了时刻准备着的“战士”。

　　船上布眼线 密报有提成

　　据了解，清末时期，走私船上也会有“线人”替官府通风报信。官府会按查获私盐的价值给“线人”提成，私盐的数量越大，“线人”能够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通常，被查获的私盐先要送往理船厅收管，然后送往验货厂估值，并开具清单呈报税务司。税务司判定将货物充公，随后将私盐减价拍卖给盐商，有时候得到私盐的人依旧是走私的货主。如果拍卖价格为300两，那么，“线人”会得到其中的3成，也就是90两。剩余银两，奖给缉私人员1成30两；3成54两拨归监督；3成54两拨归外交部；剩下的4成72两归入总税务司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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