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9·11”事件和炭疽袭击几乎让所有美国人改变了卫生习惯一样，“非典”也给国人的卫生习惯带来了深刻影响。非典来了，人们往往忽略的个人卫生、生活习惯等“小事”受到了关注；政府更加关注公共卫生、农村卫生防疫体系、公民个人素质提高和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正是“非典”给了我们一个增强卫生意识、清理不良习惯、重新认识和建构公共卫生体系的机会。
欣喜之余忧虑也同样存在。在中国这个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作为社会文明进步重要标志的性健康却往往被人为的忽略或藏匿，羞于见人。因为“非典型契机”，让性健康引来了少些注意力，虽然这种注意力并不集中。
不言自明的是，对性健康的怠慢同样会引起恶果。如与性健康难说无关的艾滋病就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大敌之一，其致死率大大高过被视作洪水猛兽的“非典”。国外许多专家都曾警告说，艾滋病在中国有蔓延的趋势。预防艾滋病国际公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安全套，但安全套的防病功能在中国却仍未被广为熟悉和接受。按照近日“杰士邦全国城市艾滋病情况调查”提供的素材，在全国19个大城市接受调查的1.5万市民中，超过一半市民不知道艾滋病的预防和传播途径。
调查指出，由于接受调查的是大城市市民，而在这些地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和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尚不理想，广大农村城镇就更不容乐观。甚至知识水平和现代观念领导潮流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对安全套“知而不用”也广泛存在。可见，利用安全套来预防艾滋病，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健全，缺乏成文的管理法规，鱼龙混杂的无序竞争使得安全套难识优劣。再加上安全套产品做商业广告一贯被禁，不能靠广告打品牌，有些地方甚至视安全套广告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行为一以禁之，让安全套生产者颇多难言之隐。从98年广州安全套登陆公交车33天后被拿下，到1999年某安全套广告在央视一套播出一天即被以违反《广告法》为由勒令暂停，到2000年武汉桥头“杰士邦”户外广告被掀，再到2001年长沙户外广告“确保安全自有一‘套’”引来麻烦，一次又一次的广告被撤下，安全套企业多次冲击心理“红线”但收获有限。
由于“非典”，人们的卫生意识“忽如一夜春风来”，性健康作为一种现代健康概念，在越来越多追求优良生活品质的人群中“悄悄绽放”。性教育在开放地区的课堂正大光明地摊开书本，性公益广告以谨慎的姿态逐渐侵入公共视野，就连安全套这一属于私生活范畴“见不得人”的现代产品，也从宾馆、校园悄然进入话语领域。
从寂寞的隔离区走出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惶恐和不安，人们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生活，金钱和物欲并非全部，至少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这种健康不仅仅是肌肉的发达，而是从身体到思想、从外在到内心、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健康，其中包括欲言又止的性的健康。为了这个，我们应该感谢“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