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组织者时常感到棘手而头痛的是，费尽心思设计好的活动群众不买账。虽然有些活动有益群众的身心健康，但他们还是不感兴趣、不愿参与。因此，组织者们常常要花费很多精力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现在好了，精神文明建设适逢“我要做”的“良辰美景”、适逢有利时机。

　　广大群众包括一些偏远农村的农民，从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汲取很多教训，对生命健康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文明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加迫切的追求，对陈规陋习的危害有了更加切实的认识。正以前所未有的自觉性、积极性，投入到讲科学、讲文明、讲卫生、树新风的活动中。

　　比如，人们看到，疫情使广大群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参与空前增强，使屡禁不止的“吃请”、“请吃”之风收敛，一些习以为常的陋习，也正在改变。

　　消除陋习，在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中，并非属于漏项，并非没有给予重视。有些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呼唤的。人们都还记得，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全国各地都曾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效果如何？不能说没有成效，但很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一些活动属于“要我做”，群众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

　　目前群众性的改陋习、树新风活动，虽然有形势所迫的一面，但较之以前，却是有着大大的不同。因为它是经过实践的课堂、特别是在灾难之中兴起的，是在觉醒与觉悟的基础上兴起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求，具有“我要做”的性质。这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一种渴望、一种需求，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我们要备加珍惜，乘势而上，因势利导。

　　“导”什么？其中，重要的是，是进行“做什么”、“为什么做”、“怎样做”的引导升华。比如，要进行不良陋习危害性的启发教育、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启发教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启发教育，还要开展多种活动、提供多种载体、利用多种形式，引导广大群众从生活常识做起，从自己和家庭做起，从现在做起。同时要与社会职能部门依法管理联手协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一些零散的、即兴而为的做法和措施固定下来，形成一种常态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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