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超 陕西帝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沉 浮 本报特别报道部主任

　　潇 阳 本版主持人

　　不同角度折射出的“焦点”

　　潇阳：近日，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致死一案，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大家对此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触？

　　石英：类似孙志刚这类由收容致死、致残或变相转卖的事件，近年来在全国已发生过多起，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孙志刚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关注，我个人认为一是他的不同于一般打工者的身份，再就是收容站管理人员的凶狠与麻木，就因为没有证件且顶了收容站工作人员几句嘴，便被活活打死，这样的暴力事件实属罕见，媒体的介入非常必要，为此案的告破拉开了序幕，使施恶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此案背后隐藏的社会原因，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林继超：孙志刚事件一经媒体披露，我便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一方面出于律师的职业习惯，另一方面也有对一个自然人的真情表达。我对孙志刚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对收容站工作人员的麻木不仁、知法犯法感到气愤。按说我作为一名律师应保持冷静、客观，但感情有时也会大于理智。当时，我想如果有可能我真愿为孙志刚的家人代理官司，提供法律援助，为他们讨个公道。

　　沉浮：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3年前我省潼关县19岁青年郭永利在西安市文艺路打工，因没有“三证”，被收容站收容后转到一采石场当“劳工”，经常被老板打得皮开肉绽。我是当时报道此事的记者之一，郭永利获救后，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原以为这类残忍恶劣的事件仅限于个案，没想到近日在广东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甚至更甚郭永利一案，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收容制度的弊端质疑。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几十年不变的收容制度却在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收容的初衷与时代的演变

　　潇阳：孙志刚的死是由收容引起的，关于收容的内涵与外延，人们并不十分了解，甚至非常陌生，那么收容遣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石英：这个话题感觉挺沉重的，其实收容遣送的初衷是为一些无家可归、无经济来源的盲流乞丐、灾民等提供一个临时住处，然后遣返回家，或代付路费，带有救济性质，隶属于民政部门。目的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减少城市人口压力。当时是计划经济，这样做无疑是积极可取的。但到了市场经济，随着城市化节奏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再采取收容遣返的老办法，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也是文艺路劳务市场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沉浮：据我所知，收容遣返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主要收容遣返的对象是妓女、国民党残兵游勇、社会无业人员等等，因而其带有强制性质。但现在城市流动人口大多为进城务工人员、求职的大学生，以及跳槽的高级管理人才，单靠查三证遏制或阻止人口流动，很不现实。

　　林继超：根据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动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其中一些规定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内容，与《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相抵触，因此，北京3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动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主要内容集中在三点：一是收容遣送制度有违法制精神，应予以废除。二是《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应予改变或撤销。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启动违宪审查机制。

　　收容遣返首次遭遇法律的质疑，它能否存在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废除了收容遣返制度，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又将留下一个空白，这个缺口该由民政、公安或哪个独立的机构来管，还是一个未知数，至少在短期内这个现状不会有大的改变。

　　死亡能否唤起人们的良知

　　潇阳：俗话说人命关天，但看了有关孙志刚死亡事件的报道，感觉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打死一个人并不比打死一只狗更让人胆怯。据有关报纸报道，8名参与殴打孙志刚的被收容人员说，他们之所以打人，是因为受到了胁迫，否则他们就会挨打，那么背后指使人又是怎样的心态？他们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石英：这就是利益的驱使，按说孙志刚与收容站工作人员远日无仇近日无怨，没有必要下此毒手。但因为职业特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不管表面上有多么充分的理由，透过现象看本质，仍然是一个钱字在作怪。如果办暂住证不收钱，没有暂住证不被罚款，孙志刚就不会遭此厄运。

　　林继超：这话说得有理，我曾为一些受害人做辩护，了解一些情况。像孙志刚这个状况，也许真像犯罪嫌疑人所说，是受人指使，而背后的指使人也一定享有某种特权，他知道法律的威严，自己不出面，让他所看管的“红头”为其打人出气，然后他出来收拾残局。如果孙志刚不死，这一黑幕是无法暴露的。

　　沉浮：几年前我曾在深圳、广州工作过几年，知道没有“三证”意味着什么。记得曾经有一个湖北的同事因没办暂住证，被收容了3个多月，最后在老板担保下，罚了1000多元，才重新回到厂里上班。有时看到印着收容字样的车停在厂门口，就知道是来收钱的，至于查身份证、暂住证，倒在其次。抛开收容的职务行为，单从一个人的角度，为了一点钱或面子就将另一条生命残害，就已丧失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和人性。

　　潇阳：其实，在一些人心目中，良心已被铜钱熏臭了、变黑了，根本无暇一顾。但愿孙志刚的死除了警示以外，能够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寻回丢失的人性。

　　文化程度与此案无关

　　潇阳：孙志刚是他们老家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曾是他们家乡的骄傲。案发后，他父亲痛心不已，说是上学有文化把娃给害了。那么，文化程度的高低和他的命运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林继超：可以说孙志刚的死的确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如果他没有维权意识，“任人宰割”，不与收容人员讲理，当一个“顺民”，最多挨训受罚，但决不会置他于死地。就是因为他有维权意识，与管理人员“顶撞”了几句，结果引来杀身之祸。

　　石英：有时民工遇到歧视或被人盘剥，我们总是从民工自身的没文化，没有维权意识的角度看问题，却不从社会的环境、整个体制去理解并关怀这些外乡人，他们只是因为出身而被人分成三六九等。住在高楼大厦享受安逸生活的人们，谁又能想到在大厦的建筑过程中，民工付出了多少劳动？还有沿海发达城市的发展，与大量外来人口（廉价的劳动力）的进入是分不开的。孙志刚之死不在于他的文化程度和所受教育，而在于收容制度的陈旧土壤滋生了残害人体的细菌和毒瘤。

　　沉浮：孙志刚案已落下了帷幕，但能否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还是一个未知数。从法律制度到人口管理体制的健全完善，得靠整个社会的努力，否则，类似悲剧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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