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矿”（矿业、矿山、矿工、矿城）问题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样，近年正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四矿”问题的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也关系到矿业城镇所吸纳的三亿人口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调研中，业内人士强烈呼吁：当前“四矿”问题以矿山、矿城的资源枯竭为导火线，已在我国经济转轨期集中爆发，既是个突出的经济问题又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既是个现实问题又是个战略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问题之一：高强度低收入，下岗多再就业难

　　作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重要产业大军，目前我国有2100万矿工在15万多座各类矿山和390多座矿城中从事矿业生产。他们常年奋战在地下几百米深邃不见天日的井巷，干着又苦又脏又累又险的活计。正是这些黝黑精壮的脊梁，担当起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他们每当回忆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90年代初，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时，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使得他们的收入一直稳居各行业前列乃至首位。老矿工们向记者诉说时，总忘不了提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仍给予他们每人每月“3斤酒、2斤肉”的待遇。

　　然而近年来，这群历史公认的功臣相当一部分收入比较低。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获悉，2000年煤矿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61元（月平均工资才500多元），在岗职工7683元（低于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9371元），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工资低，而有的还常常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记者在矿区调研深切感到，长期拖欠矿工工资现象在国有、集体、私营矿山中都相当普遍。据抽样调查，到2001年底，仅全国国有重点煤矿70个单位就拖欠在岗工资工人63.33亿元。

　　除拖欠工资外，矿工面临的另一打击则是下岗失业丢饭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给记者的材料显示：1998年底，煤炭行业共有下岗职工39万人，有色金属行业下岗职工9.4万人。在辽宁记者了解到，截至2001年6月，阜新市就有下岗职工、失业人员15万多人，其中矿区占了45%。不少专家预警：矿业工人下岗失业率远远高出其他加工制造行业。

　　而矿工一旦下岗失业，在矿城再就业比起在其他综合性城市，尤其困难。辽宁省从1999年起先后关闭破产13户资源枯竭矿山企业，截至去年5月，13户破产企业仍有7万余人没有再就业。黑龙江省四大矿业集团下岗职工12万多人，再就业率仅14%。大同煤炭集团已有10年不招工，大批待业职工子弟呆在矿区无所事事……

　　记者在一些矿城再就业服务中心听到比较一致的反映：与其他非矿业城市相比，两方面的障碍拉大了矿城再就业的难度系数：一是矿城通常区域经济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就业层面狭窄；二是矿工专业技能单一，文化程度不高（多为小学毕业），年龄偏大（40-50岁居多），不具备就业竞争力。

　　问题之二：社会保障配套乏力，“应保尽保”落实困难

　　在不少的矿山、矿城，矿工再就业既难，相应的各种社会保障往往也跟不上去。从1998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出台了实施“两个确保”的政策措施，应当说，这项民心工程让矿山企业困难职工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雪中送炭的温暖。尽管如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去年上半年对安徽淮南市、辽宁朝阳市等几个矿产资源型城市的调查发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未足额发放占相当的比例。

　　随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期满和多数地区开始实施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由于企业支付经济补偿、偿还历史拖欠职工的债务、再就业和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协议到期不能出中心和企业新的减员不能进中心，这“两类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起来。不仅如此，记者在一些矿山发现，“两个确保”中的另一个“确保”当前仍存在一定死角。在部分资源枯竭、惨淡经营的矿山企业，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仍没有做到按时足额发放，产生新的拖欠。

　　对于矿工而言，国家推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不失为最后一道赖以维持生计的防线。然而，这道防线在一些地方还很薄弱。

　　黑龙江鹤岗矿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忠勤近日对记者直言，受方方面面条件限制，加上对国家“低保”政策的理解不尽一致，全矿对应纳入“低保”线的人员只保了一半，还有2万多人应保而未保。鹤矿集体企业总公司劳动工资处处长周金水跟记者仔细掐算：在他们总公司赋闲呆着的1.3万集体工人中，起码要有1.2万人应享受“低保”，但现在享受的才几百户。他说：“民政部门的同志跟我透露：国家‘低保’政策是好的，但是咱们下面执行没有办法，就只能走样了。‘低保’资金本应‘三家抬’，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根本出不起。”

　　对于北方厂矿城市来说，即使做到“应保尽保”，也只勉强解决“饱”而根本解决不了“温”。在记者走过的东北矿城，大部分每月最低保障金才一百多元，而每月每户平均分摊冬季供暖费就得几十上百元。今年“两会”，抚顺市市长王大平等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疾呼在北方城市完善“低保”的“温饱”概念，不能只保“饱”不保“温”。

　　问题之三：关闭破产矿企难，集体企业矿工就业更难

　　关闭破产，近年来几乎成为矿区高频率流行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了不少矿工之家担惊受怕的一块心病。

　　与加工制造类国有企业相比，矿山企业关闭破产，还有自身“洞老山空”的特殊规律。来自煤铁之城本溪的市长李波接受专访时介绍说，本溪煤炭实业公司在开采了90多年后，于1999年实施破产。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公开称，我国目前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老年期，400多座矿山面临资源枯竭威胁而已经或濒临关闭。“这将直接影响到300万矿工和1000余万家属的工作和生活。”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原地矿部部长朱训言之凿凿。

　　据原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邓志雄介绍，截至2002年5月，已对110多户资源枯竭的煤矿、有色金属矿企业实施了破产关闭，共安置矿山职工70多万人。“十五”期间，需关闭的煤矿还有250多个。针对资源枯竭关闭破产矿山企业，国务院前几年专门出台了职工安置政策，起到了扶危济困的稳定作用，但再就业的整体状况很难尽如人意。记者深忧，因矿山企业关闭破产而下岗失业的矿工中，集体企业矿工处境比全民所有制矿工更为窘迫。“这个特殊群体主要从事矿山三产、井下同岗作业等，年龄多半40-50岁。矿山关闭破产后，全民所有制职工可以享受下岗费，有养老保险退休金，与矿山解除劳动关系后，可以领几万块钱回家，做个小买卖什么的，但集体职工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再就业政策也主要针对全民职工，对集体职工政策不明确。这一大批人心理不平衡：一样招工来采矿选矿，他是全民，我是集体，为什么就有这么大的利益差距！”

　　问题之四：由经济问题衍生社会问题，困难矿工心理失衡，精神压力沉重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自2000年7月开始实施城市“一帮一”扶贫解困工程，但怎奈全省困难户群体毕竟基数太大。说到这项民心工程，鹤岗矿业集团矿区工会生活部部长董丽娜喜忧参半：“两年前全矿局仅全民职工这一块就有3万多困难户，经过近两年扶贫解困送温暖，困难户面虽说大大缩小，但截至去年末，仍然还有16093户困难户，怎不叫人犯愁？”

　　更为严重的是，因经济问题而伴生社会问题，因经济地位失落而衍生社会心理失落，因巨大生存压力而转化为沉重精神压力，这是当前困难矿工群体中尤其值得警觉的危险动向。

　　历史和现实都不会忘记，几代矿工因矿而喜、为矿而战、以矿为家，凭着“革命加拼命”的创业精神和牺牲精神，为国家和企业透支了体力、精力和感情，与矿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千丝万缕的“矿山情结”深深地凝结在整个矿山企业文化中而拂之难去。但是，强烈的光荣感、使命感和依赖感，如今普遍被代之以一种深不见底的失落感和危机感。而相当多的困难矿山企业既无力健全物质保障体系，也疏于建立精神保障体系。

　　采访中，一些心理分析专家认为，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贫困群体经受挫折往往心理失衡，郁结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突变，引发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在鹤岗和鸡西两大矿城，记者无意中瞥见了两家矿区精神病院，据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医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不少。

　　问题之五：恶性矿难频发，矿区“稳定压倒一切”

　　相似的处境、相通的心态、共同的要求、相对集中的分布，使得困难矿工群体日益相互认同，群体意识逐渐强化。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鹤岗矿业集团集体企业总公司劳动工资处，周金水刚打发走一批上访群众，他沙哑着嗓子自嘲道：“现在让我扫地去，我都不愿当这个劳资处处长，简直就是个消防大队长。”

　　在矿山，不稳定源还来自频繁的矿难事故。就在今年5月13日，86人在安徽芦岭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刚刚遇难身亡，5月21日山西临汾永泰煤矿又传出瓦斯爆炸噩耗，井下作业的20余名矿工遇险。

　　南山矿算得上是鹤岗矿业集团的“明星矿”，党委书记金岩对记者感慨道：“在矿山才会最真切地掂量起‘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的分量。”

　　就业乃民生之本，矿业乃矿工安身之基。矿业兴则矿工稳，矿业衰则矿工难安。关心国计民生的人们不禁要问：在世界第三矿业大国的中国，矿业何以急剧滑向困难产业，并使与之相依为命的部分矿工也沦为贫困群体？中国矿业到底怎么了？卡在哪里了？

　　成因之一： 产业定位不当，基础地位不牢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矿业已发展成为包括煤炭、石油、冶金、有色金属、非金属、化学、核工、黄金和水气矿产等行业在内的庞大体系，矿石采掘量和主要矿产品总量均居世界第三位，为我国提供了93%的一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75%的农业生产资料与矿产资源有关。然而，为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充当过开路先锋的地质矿业近年来却辉煌不再，发展滞后，一系列问题接踵爆发。

　　作为矿业大国，由于受苏联管理模式的影响，矿业在我国一直未作为独立的基础产业，而被列入第二产业，与制造业同等对待，而且被支离为多个产业。而近年来，业内人士日益形成一个新的共识：矿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与农业一样都是“开发自然资源，从自然界直接取得物质和能量的初次产业”，故此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中，被列入第一层次第二位，紧随农业之后。全球93个矿业国家中，矿业被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对待和加以管理的占96%。

　　相形之下，我国对矿业的定位严重错位，延续至今已对中国矿业理性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去年6月，在九届全国政协第十八次常委会议上，政协常委围绕“四矿”问题专题讨论时一致认为：现阶段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尚未能规划制定一系列中国矿业发展战略和长远发展大计，未能全面遵循矿业自身特殊的客观经济规律，未能建立矿业发展统一管理体制，未能健全一套合理的矿业政策法规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原地矿部部长朱训忧心忡忡地说：“在这一方面，矿业比农业更具危机。”诚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所指出，“四矿”问题的根本点是产业定位和发展战略问题。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确保农业、矿业的基础地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我们还只是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中国没有矿业不行，矿业搞不好不行。矿业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如果我们在矿业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上违反客观规律，就会陷于被动。

　　成因之二： 四大包袱捆住了矿山企业改革发展的手脚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家通过对主要矿产品的垄断经营和矿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行“资源无价、矿产品低价、加工产品高价”的政策，把效益尽量挤到下游产业，以便形成原始积累。“两会”期间，安徽铜陵市市长刘战平接受本刊专访时说：“特别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把一些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大的资源牢牢抓在手里，资源开采和资源深加工分开，如国家规定铜陵只能生产粗铜，将可能获得利润的空间让给其他企业、其他城市。因此，矿山企业产品附加值比较低，企业积累少，矿城财政一般也比较脆弱。”但是由于总体上国家又把矿山企业的生产、生活包了起来，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即使将矿业划入第二产业，矛盾也不十分突出。一旦进入讲求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再执行“包”的政策，产业错位又使矿业仍然延续了与制造业类似的制度政策，矿业突然折入困境也就不可避免了。

　　矿业和农业一样，显然没有现代经济管理意义上的“上游产业”，即矿业生产没有“原料”，“矿业进项几乎为零”，因此大多数国家对矿业并不实行增值税制度。可是，由于把矿业和制造业混为一谈，目前我国矿业还实行增值税制度，增值税占了矿山税负总额的一大半。“两会”期间，原地矿部副部长张文驹说：“1994年税制改革中，对矿业税制研究不细，设计欠妥，造成税改后矿业综合税负为14%，比制造业（7%）还要高出一倍。”这相当于目前全国工业总体税负水平的两倍，高出国际同行业水平近6个百分点！

　　煤炭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黑龙江矿区调研，鸡西、鹤岗、双鸭山三大矿业集团的有关负责人一致反映，按照国家税制改革初衷，以不增加企业税负为标准，但事实上是大幅度增加了，造成企业年年不堪重负：鸡西矿业集团2002年煤炭产品增值税应税额为9425万元，与按过去产品税3%计算应税额2875万元相比，增加税金6550万元；双鸭山矿业集团每年也因此增加税负支出约5000万元。

　　除了税负沉重这一包袱外，企业自办社会，也是严重制约矿山企业生存发展的一大包袱。铜陵市长刘战平认为，矿产资源型城市一般规律是以资源为生命载体，先有企业后有城市，先生产后生活。因此，比起其他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国有矿山都承担了办社会的职责，管了许多政府管的事。在双鸭山矿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朝祥半诙谐地对记者说：“你来我们矿上走一走，除了没有殡仪馆，什么单位都有。有23所学校，13所医院，4个派出所，2个法庭，还有大量的供水、供热、供电以及环卫、卫生防疫等单位。我们在企业办社会这一块的支出一年要在1个亿，背着如此沉重包袱，企业怎么能够下海和别人一道比拼呢？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但由于省、市地方财力所限，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不出去，移交不过去。”

　　“晴空一鹤排云上”，一直是鹤岗矿业集团的光荣憧憬，可是眼瞅着一年得两个多亿的办社会支出，该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忠勤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哪怕先把企业办学校尽快剥出去移交给地方，一年也可减少支出三四千万元啊。”面对“烫手的山芋”，地方政府又作何打算呢？刘战平市长回答：“我们初步测算，铜陵每年用于这一块的支出要达到四五千万元，占当年市财政可用财力的11%左右，地方财政实在不堪重负。”

　　由常年采矿活动诱发，各种矿种的矿山、矿城大都存在着地面沉陷、煤矸石堆积、污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生态恶化问题，亟待治理，否则将危及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围困许多矿山企业的第三大包袱。

　　在大西南，饮誉“千年老矿”的云南东川矿务局于2001年破产后，17000多名破产安置职工滞留在地质灾害频繁的高海拔矿区，栖身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的油毛毡、土坯房和吊脚楼内。在这片世界最著名的泥石流多发地，因2001年矿区发生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19人死亡、22人受伤。

　　走过东北老矿业基地，在广袤的采煤沉陷区，低矮简陋的棚户区望之连绵不断，一些矿工一家几代人至今还挤在“大跃进”时期的干打垒房子，甚至是日伪时期的危旧房里。在有着87年开采史的鹤岗，记者目睹3万户破房、危房横七竖八地密布在灰蒙蒙的沉陷区。在百年老矿鸡西，采空区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塌陷区住户达上万户，不少危房门被挤变形，窗户终年开不了，4口人一铺炕。在七台河，平均塌陷深度3米，房倒屋塌，车辆不前。

　　为解决抚顺市一处矿区3000户塌陷地危房搬迁，国家就花掉几个亿。鹤岗、鸡西这两个矿业集团的负责人分别告诉记者，要治理好他们这两个矿城的沉陷区，将矿工搬出险境，分别均需要费用5个亿，没有国家巨资投入扶持，企业自身和地方根本无计可施。

　　煤矿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接连发生，固然与企业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有关，但同时也与多年对“一通三防”（通风、防水、防火、防瓦斯）安全投入欠账严重有直接关系。这是矿山挣脱不掉的第四大包袱。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每年都分别安排数千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解决国有重点煤矿和国有地方煤矿的重大安全欠账问题，而1996年后国家逐步取消煤矿安全专项补贴，目前仅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欠账就达40亿元。鸡西、鹤岗两大矿业集团向记者反映，需要国家和地方帮助解决的安全欠账就分别多达1.5亿元、1.4亿元。

　　一套瓦斯监测设备一般需要上百万元，据中国煤炭协会1999年统计，国有煤矿45%的高瓦斯矿井竟无监测系统。不少矿山企业安全设备欠账已到“生命极限”。许多矿山企业债台高筑，资金奇紧，维持再生产已力不从心，要加大安全投入更显捉襟见肘。四大包袱的重重围困，又把相当一批超负荷的矿山企业推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难境地。在中国其他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大刀阔斧推进的年代，正如来华投资的一位加拿大矿业家所言，矿业却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改得最晚最难的领域。许多矿企负责人对于推行矿山企业改革，想说爱字并不容易。李忠勤对记者说：“去年和前年，鹤岗矿业集团依法对3个煤矿操作实施了破产，淘汰了落后的生产能力，卸了包袱，分流了18000人。今年年底前还要关闭两个矿，还要分流8000人。我们准备拿出企业的一部分优质资产上市，这又得分流大量人员。不上市不改革不行，但改革的确又有风险，有不稳定的风险啊！”

　　全面而论，矿企改革落伍，发展滞后，主观思想意识落伍也是一大拦路虎。在煤矿工作了32个春秋的鸡西矿务局于铁义副局长对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许多矿企虽然改成集团，但整个生产经营管理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模式，最可怕的是思想深处不接受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保守陈旧的思维定势至今没有打破。”

　　成因之三： 矿产总量失控，矿业市场无序竞争，陷入恶性循环

　　由于落后的矿业管理体制，国家难以有效实施对国内矿产总量和进出口矿产结构、数量的宏观调控，最终置国内矿山于“生死不由己”的困境。

　　矿产进口，存在着一定的失控现象。近几年盲目进口硫磺，严重冲击了国内硫铁矿工业，造成矿山效益快速下滑，大批矿工下岗。原地矿部副部长张文驹等专家预警，每多进口1000万吨铁矿石，国内铁矿山将要多5万名矿工下岗。

　　矿产出口，也时好时坏，竞争无序。我国储量一度占世界总量66%的钨，如今已锐减至世界总量的42.5%。钨矿富产区的人士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钨产量控制在2万吨，出口价相当可观，120美元/吨度；后因年产量疯涨至六七万吨，造成2万吨开采过剩，出口价大幅下滑，一度跌至20美元/吨度。祸不单行，其他矿产如磷、钼、石墨、萤石等，同样难逃此厄运。

　　矿区实行行政审批、划拨，矿山企业无偿获得开采权，拥有审批权的每一级政府都尽可能多设立“小而全”的矿山企业，为本级财政和经济增长速度作贡献。像云南锡业集团的矿山被大大小小数百家市属、乡属及私营企业包围分割，贵州开阳矿区20多家企业都拥有合法采矿权，哄抢资源不可避免。张朝祥直言不讳：“大井小井遍地开花，中央、地方、乡镇矿企犬牙交错，生产过剩而失控，使煤炭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我们煤炭价格都很低。谷贱伤农，煤贱伤矿啊。”中国矿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益康更进一步指出，矿业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矿权至今没有被看成是合法的产权，对于抢挖矿藏没有刑法量刑标准。还有个核心问题，就是全国缺乏一个科学的矿业管理机制，像一团散沙。广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彬也认为，现在从原矿到半成品、成品，谁能同时管理控制开采、加工和流通各个环节，以免引发连锁反应？

　　尽管国家最近一再整顿矿业市场秩序，但据有关调查，地方利益和政绩冲动却刚性地抵消着整顿政策的效应。矿业是矿城和一些矿产大省的经济支柱产业，每一届政府都会想方设法靠矿吃矿；有的地方想限量保价，但担心别的地方或竞争对手加大开采，趁机抢占市场，于是也开足马力你争我抢，结果两败俱伤。而现行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也对这些地方官形成强大的动力或压力，驱使其或明或暗地支持抢矿之风。广西有个县整治之前是个产值亿元县，整治之后降到了2000万元，领导思想压力很大。中国入世后，势必参与全球资源要素市场的竞争，而我国多数矿山企业在这方面的准备都不充分，除了石油天然气形势相对较好外，固体矿业处于十分脆弱的显著劣势，压根无法与国外大型跨国矿业集团招架。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煤国，但世界十大煤业集团中没有一个是中国的。

　　成因之四： 资源枯竭频频告急，矿城经济亟待转型

　　2000年，“矿竭城衰”的第一个悲剧性实例在我国出现。依托“千年老矿”东川铜矿建立起来的云南省东川市，由于资源枯竭，替代产业建设未能见效，不得不撤消了地级市建制，降格为昆明市的一个远郊区。目前全国390座矿城中，因资源枯竭进入衰退期的已有47座，“因矿而兴、因矿而衰”，成了它们难逃但又必须逃脱的劫数。采访今年“两会”，本刊记者特别留意到，来自辽宁、黑龙江、云南、甘肃、安徽、河北等十多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就资源开采型、枯竭型城市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分别联名提出议案、提案，其调研力透纸背，焦虑溢于言表。

　　矿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矿山有一定的寿命期，“洞老山空”是迟早的事，这一客观规律只能适应。但“矿竭城衰”，在张文驹等专家看来，则应力求避免，而且可以避免。

　　辽宁省8个有色金属矿山关闭了7个，其实只有两个是真正资源枯竭殆尽的矿山，其余5个仍具有找矿潜力。而惟一幸存的红透山铜矿，恰恰是得益于矿山自筹资金加强了勘查工作而发现了新资源，从而延长了矿山20年寿命。

　　地质勘探工作本应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是矿山延长生命周期甚至起死回生的救星，但中国矿联地勘分会提供给记者的数字却明白无误地揭示：地勘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0年的3.1%下降到2000年的1.3%，2000年用于固体矿产勘查钻探的岩芯工作量仅是1975年的2%，新发现矿产地仅为1987年的27%。

　　经济转型，对于以矿业为经济命脉和立城之基的矿城而言，无疑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般十年内不会见效。按照“四矿”专家朱训会长的观点，矿城产业结构优化最晚也要在矿城鼎盛期启动，未雨绸缪，抓紧实施多元经济发展战略。据此，我国尚处鼎盛期的265个矿城都本该早已主动动手转型，但记者发现实际情况却非如此。不少矿城是濒临衰退期才仓促被动地应对转型。

　　阜新市虽已被国家确定为资源枯竭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但该市目前着力发展的现代高效农业到底能否担纲起未来支柱产业，目前还很难判定。淮北市、大同市、个旧市、白银市、双鸭山市等部分矿城负责人中，罕有理直气壮地称自己转型转产很成功的。记者还不无忧虑地觉察到，也有的矿城存在讳疾忌医和短期行为的思想，动辄以矿山还可以苟延一二十年为挡箭牌，得过且过，忌言转型。

　　解决中国“四矿”问题，出路何在？党的十六大把“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正式写进了报告。调研中，业内外有识之士就如何解决“四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应急措施和治本之策。

　　对策之一：实施“四矿”特别救助计划，妥善安置下岗失业矿工

　　鉴于“四矿”问题千头万绪，刻不容缓，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因此，应统筹兼顾，抓住重点，区分轻重缓急，标本兼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四矿”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下岗矿工的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在大量特困矿工陷入生存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必须从速落实好“两个确保”、“应保尽保”政策，使特困矿工和家属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这是头等大事，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再拖下去。财政分配学问很大，可花可不花的钱要把它砍下来。‘应保尽保’必须做到，财力不够应多方筹集。”全国政协常委何竹康严词强调。

　　“矿工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现在遇到了困难，各级政府即便少建一些‘形象工程’，也应该通过各级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切实解决，要带有补偿的性质，历史欠账一定要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洽动情地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负责同志强调：督促各地继续按照“三三制”原则努力筹集“两个确保”资金，积极协调财政部，对“两个确保”确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予以适当补助。完善职工安置有关政策，严把审核关，凡是企业破产预案中没有职工安置方案的、方案未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安置资金不到位的，都不得进入关闭破产程序。对一些规模较大、职工人数较多的关闭破产企业，实施重点监控。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俞云波对记者说：“区别对待资源枯竭型矿山的关闭和一般企业破产，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关于资源枯竭型矿山破产、关闭、转产的法律法规，以利于规范行为。”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同志特别呼吁：要建立政府对企业限期还清欠发工资的监督和协调机制。国家要制定矿山（井下）作业人员“危险、繁重作业生活补贴”政策。应尽快着手研究解决国有矿山企业所办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下岗“低保”的生活待遇，对这类特困职工要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对于两代人拥挤一屋的住户和各种危房，当地政府和企业要制定“危改”措施，落实资金和责任。

　　辽宁一些精神分析学者则强调，在当前工会扶贫送温暖活动中，要让心理咨询师走进社区、矿区，对困难矿工进行心理辅助，预防和治疗其心理障碍与精神疾病，确保其心理健康和精神安全。

　　对策之二：启动矿工再就业特别计划，确保民生之本

　　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史大桢提出，对特困型矿业城镇，除了中央财政从反哺的角度，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实行转移支付，扶助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外，国家还要通过设立矿城高新技术开发区，组织项目洽谈会，优先安排符合产业政策的矿产品深加工项目等，增加就业岗位；引导矿工从事煤矸石、尾矿等废弃物利用、土地复垦、现代农业、劳务输出等多种产业。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提出，对无就业能力的职工，适当提前退休或内退内养，而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下岗职工，鼓励企业用资产对其安置，职工用资产入股，建立新公司，实现再就业，也可以由企业组织职工劳务输出，到外地或国外就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承诺，加大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工作力度，对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及时开展以“促就业、接保险、保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再就业援助活动。据王大平市长介绍，抚顺市近年出台优惠政策，已兴办起6000多家微小企业来分流下岗人员。

　　对策之三：将矿业调整到第一产业，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

　　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等一致建议，按照矿业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国际惯例，将中国矿业调整复位到第一产业，牢牢确立起独立的基础产业地位，以整体形式纳入国民经济体系。通盘考虑矿业发展战略规划：统一规划、总量调控，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立全球资源供应体系；消费和储备兼顾，建立资源战略储备制度；开发和保护并重，重视环境建设。

　　矿业自身的改革整顿也势在必行。鸡西矿务局副局长于铁义语调铿锵地对记者说：“要借十六大精神的东风，对煤矿企业界来一场思想变革和观念更新，真正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搞活生产经营机制，煤矿行业就有翻身出头之日。”

　　鹤岗、双鸭山矿业集团的负责人李忠勤、张朝祥建议，压小与做大双管齐下——要在进一步整顿矿业生产秩序，对一些“小而全”矿山继续实施关井压产措施的同时，把一些资源相似、地理比邻、品种接近的企业集中到一起，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组建跨区域大型矿业集团。

　　按照新的产业定位，一系列相关矿业政策也要相应调整。矿业人士异口同声地呼吁，合理减税，给矿山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对当前矿山企业脱困意义尤其重大。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认为，矿山企业增值税税基中包含的已税固定资产较多，重复征税的程度和税收负担也相对重一些，需要适时进行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改革。

　　张洽同志主张，统筹调整矿业税收政策，使之不高于制造业的平均税费水平，并适当低于国际同行业水平。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矿山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应达到合理的利益平衡。

　　全国政协有关调研组的同志提出，学习国外经验，建立矿山耗竭补偿机制，在矿山企业处于高产稳产阶段，在企业税前支出中列支一定比例的资金，在政府财政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为矿山“买保险”，用于矿山衰退时转产补贴和职工安置。

　　对策之四：开展新一轮勘矿，增加后备资源供应

　　我国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大量消耗矿产品和能源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专家认为，地矿业在我国并不是“夕阳产业”，我们还有很大的找矿潜力和前景。

　　朱训会长等分别提出：我国目前尚无商业性地质工作投融资市场渠道和矿权的规范交易市场，有关部门应进行专项研究。在此之前，国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政策启动”上：加强地质勘查的行业管理，加大对西部矿产资源勘探的财政投入力度。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制定勘查投入税前列支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加投入探矿。选择项目，发行定期定项国债或通过股票上市募集资金搞勘查。推动地勘单位与矿山企业联合，解决勘查与开发两张皮的问题。

　　还有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在国内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勘探集团公司，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购买股权或参股开发国外矿山，签订长期合同稳定资源供应渠道，适度进行风险勘查投资。

　　对策之五：发展接续产业，促进矿城转型

　　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马国良对记者强调，资源枯竭矿城摆脱困境是世界性难题，一些矿业大国积累了规律、经验和教训，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子：以苏联时期巴库为典型的油尽城衰和以美国休斯敦为代表的油尽城兴（转型为航天城）。他力主中国要走休斯敦的路子，要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替代产业发展基金。记者从各地矿城矿山转型实践中归纳出两大基本途径：一是发展替代产业，一是发展后续产业，统称接续产业。前者已属于非矿支柱产业，与原来矿业完全脱离干系，另起炉灶而替代之。后者则仍然不脱离大矿业范畴，通过搞矿产精深加工转化，实行矿-电、矿-化、矿-路等联营，延长原产业链条而接续之。选择哪一种方式，因地因时制宜。双鸭山市市委书记湛胜田认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百年大计，不能急于求成一哄而上，要用市场的眼光、动态的原理、发展的规律去发掘、发现、发挥自己真正的比较优势。

　　不少同志还提出，今后必须改变“就矿建城”、“一矿一市”的固有模式，建立新型城矿关系。在西部大开发中尤其要注意，一般新建矿山应依托邻近中心城市建立后方基地，即使区位条件好的大型矿产地，也要建设以矿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城市，并将矿区和城区适度分离，政企各司其职。

　　调研中记者深信，只要以上一系列对策措施落实到位，矿工真苦、矿山真难、矿业真不景气、矿城真不稳定的严峻局面将会逐步缓解，矿工解困、矿山搞活、矿业振兴、矿城转型，终将让中国“四矿”旧貌渐换新颜。 （记者/周清印 编辑/许小丹）（来源：半月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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