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顽症”，寻求社会合力

　　——关于安全生产的思考（三）

　　在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现实背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各方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才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障碍，也是最难消除的障碍

　　只有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统筹规划，形成合力，才能彻底扭转局面

　　治理力度越来越大，事故为何屡屡发生？这是人们对安全生产现状惯常的质疑，也是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尴尬的现实处境。

　　客观地说，无论在舆论宣传层面，还是就采取的实际措施而言，近年来我国对于安全生产工作真是下了大力气。但是，接连不断的矿难、层出不穷的生产事故，却一再提示着安全生产的严峻局势。安全生产到底怎么了？

　　有专家指出，安全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只是孤立地探讨这个问题，安全生产仍难保证。事实上，在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现实背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

　　就拿当前我国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大量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来说，2002年非公中小企业的事故发生数和死亡人数，占到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和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对此，人们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安全设施差、管理混乱、违章作业、执法监管不力、责任难落实等。当然，这些分析都在理，但绝非最根本的因素。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分析山西小煤矿多次发生事故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污染环境、安全生产不能保证的小厂矿像“顽症”一样屡禁不绝，究其原因，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很低，地方工矿工资再低，安全生产条件再差，农民也还愿意干。而关掉那些安全生产不合格的小厂矿，不仅使当地农民的生计发生问题，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也会发生问题，令行禁止的难度可想而知。

　　可见，社会各方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才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障碍，也是最难消除的障碍。

　　同样，在国家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诸多企业主宁可冒着可能发生事故的风险，也不愿在安全生产上投入，其最大的驱动力还是经济利益。因为加强安全生产，必然意味着提高生产成本，更何况，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廉价劳动力。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山西吕梁孝义孟南庄矿发生“3·2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后，作为国务院联合调查组技术组长的国家安全生产监察局二司司长王树鹤为何无奈地说出“新的矿难依然难免”这句话来。

　　显然，不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统筹规划，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滋生安全生产隐患的社会经济因素，安全生产要彻底扭转局面很难。

　　而将安全生产问题置身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时代大环境中探讨，不难发现诸多体制方面的深层次因素。

　　比如，我们都知道，高额利润诱惑下的违章作业、违法冒险生产加上执法不严，是造成小煤矿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但有专家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却触及自然资源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矿山资源属国家所有，却分布于各地方行政辖区内，而实施财政分灶吃饭政策后，地方必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守着自然资源受穷？这也就是我们明知地方保护主义是安全生产的“拦路虎”却总也难以有效解决的原因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必须综合调控矿山资源的开发，但同时应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承担起国有大矿开采的生态成本，并对矿区周边的贫困农民提供转移支付。

　　又如，在诸多关于矿难等安全生产事故的报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许多劳动者明知安全生产没保障，有的甚至与业主订立“生死合同”，但为了生计还是冒险工作。乍一看，似乎是这些劳动者的无奈令人慨叹，其实，真正值得慨叹的是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尽完善。为竞争失败者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经济安全网，保障他们的生活生存问题，是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

　　当然，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但对症才能下药，找到原因毕竟是寻找良策的前提。

　　据专家称，我国目前正处于第五次安全事故频发高峰期。从近年的平均统计数据看，我国每天各类事故造成300人丧生，其每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可见，光是从经济账上，安全生产问题也理应提到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上来。

　　非典事件已经验证，只要认真地去做，众志成城，形成合力，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好社会公共事务。同样，如果也能像对待非典一样，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统筹规划，形成合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安全生产终将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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