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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下午，一个不同寻常的学习活动在北京举行。授课的是军事科学院钱海皓、傅立群两位专家，听讲的是中央政治局成员。

　　这是新一届政治局进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再次强调了“跨越式发展”一词，指出，抓住机遇，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军方专家普遍认为，政治局的这次学习活动以及胡锦涛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中国实行军事变革的决心。

　　这种决心，更鲜明地体现在3个月之前。在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讲话强调指：“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前不久，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以《关于新军事变革问题》为题，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20年无战事的中国军队，已经的拉开了变革的大幕。

　　变革大潮

　　事实上，中国的这场变革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为“新军事变革”。这场变革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演变，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断消退，但局部战争仍时有起伏，全球安全态势出现了“大战不打、小战不断”的新局面，而传统的以应付大战为重心的军事体系，不得不顺应冷战后的新形势和新趋势，进行有中国特色性的重大调整。

　　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熊光楷上将所说，这场新军事变革实质是信息化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反映。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是新军事变革的“处女作”。美军极精确的打击和极低的伤亡率，以及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智能化和高科技的程度，颠覆了很多人对于战争的观念。

　　“可以说，海湾战争是很多国家下决心进行新军事变革的直接动因。”一位专家指出。“人们看到军队不进行改革，在未来的对抗中就只有被动挨打。”

　　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是信息化。军事科学院梁必骎将军认为：部队信息化，可以使人们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成倍增强，并能让指挥者在适当时间和空间里，去部署适当规模和适当类型的作战部队令其以适当的方式实施高度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其中的道理类似于堵‘管涌’(洪水冲破堤坝形成的窟窿)。”解放军军事统筹学会研究员刘定平解释说，“如果你发现很早，一两只沙包就能把它塞住；但迟一天发现，一卡车沙包也不见得起作用。数字化部队可以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手段，早发现敌情、早占领要塞、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军方认为：从理论上讲，数字化部队与普通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之比为1：4。”

　　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和机遇，很多国家先后制定了各自的跨世纪军队发展战略，如美国的《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俄罗斯的《2005年前军事建设构想》，英国的《英国陆军数字化总纲》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先后摈弃了“数量取胜”的传统信条，纷纷采取措施适度削减军队数量。美军将总员额由原来的217万减少到140万，法军由原来的56万减少到40万。据伦敦国家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为2794.66万，1999年降为2187.59万，减幅达22%。

　　此外，以往的军队都是由陆军为主体，但由于高新技术海、空武器装备的出现，海军和空军已经可以独立执行作战使命，已经开始成为主战力量，传统陆军正面临转型或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推出了一些新军种和兵种，如天基反导武器反卫星武器等空间武器的出现促使了“天军”的建立；计算机网络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促使“网络攻击部队”和“网络防御部队”出现等。

　　而新军事变革对于指挥体系和作战形态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军事革命与国家命运

　　军事专家皮明勇在《关注与超越：中国军事改革历史透视》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过六大军事革命它们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滑膛枪炮取代长矛马剑，宣告了火器时代的到来；重装骑兵迅速从战场上隐退，步兵成为新的主角，炮兵开始受人瞩目。

　　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在欧洲和北美风起云涌：以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为核心的这场军事革命用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将封建雇佣军赶出了战争舞台，义务兵役制度风光一时，“帝王的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枪托变异并带有准星的火枪和威力更大的火炮在战场上开始亮相。

　　近代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欧洲、北美和东亚：后装枪炮取代前装枪炮，无烟火药取代黑色火药，蒸汽舰船取代木掉帆船；总参谋部成为军队最高统率机关，军队的领导和指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前几次的军事革命都与中国擦肩而过。皮明勇说，早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暑期从欧洲东来的汤若望及时地向明朝君臣们发谨守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可中国士大夫对他的回答却是：“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保守而高傲的中国封建帝王视新的军事技术和制度为“蛮夷小技”，宁愿谨守传统，而不愿进行积极的改革。

　　随后，西方列强正是利用他们的军事革命的成果——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下，中国被迫参与了第三次军事革命。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张之洞等人在晚清致力于军事近代化，但受到当时观念和制度的限制，他们的变革只触及皮毛，不具备军事革命的本质属性，中国人又一次成为军事革命的落伍者，并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世界近代第四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特别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中心：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新兵器纷纷出现，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战场从平面变成了立体，从二维发展到三维。

　　皮明勇说，当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浪潮袭来之时，中国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的军事变革已很难跟着时代潮流做一种正规的运动。结果，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十分不寻常的道路，尽管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中华民族所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近代以来的第五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它又被称为“核时代”的军事革命。

　　皮明勇说，在这次军事革命中，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成为“弄潮儿”，在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了核技术国家行列。“两弹”的试验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今天虽然时隔30多年，它的巨大影响仍然广泛存在。

　　第六次军事革命，就是目前正在推进的新军事变革。

　　上述历史清晰地表明，一个国家在军事革命中的作为，将会对它的兴衰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次新军事变革中，中国实际上别无选择，只有顺应潮流，急起直追，积极变革，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保障。”一位专家说。

　　十年磨剑

　　实际上中国意识到新军事变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是一场酝酿了10年之久的变革。”军事专家沈伟光说。沈伟光因1985年提出信息战理论，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信息战专著，在军事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83年，江泽民主持制定了“新时期战略方针”，提出了把我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下的局部战争”。

　　2000年12月，江泽民又提出“信息化正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要在加强军队机械化建设的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努力争取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2002年月日，在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这是“军事变革”的名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引用。

　　这10年里，中国一直在为新军事变革做着准备。1997年3月《国防法》的颁布、2000年12月《现役军官法》的重大修改，以及《新时代司令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健全，为这场变革打下了法律基础。

　　据新华的报道，中国军队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装备计算机，目前计算机已配备到基层单位。一个连贯全军的军事训练信息网已初步建成。

　　据了解，曾被搬上屏幕的《DA师》，便以数字化部队的改革为原型。

　　挑战与机遇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行新军事变革还有其特殊之处。发达国家的军队在新军事变革之前，一般都完成了机械化。而我们却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机构化的阶段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向信息化过渡。一位军方人士说，与发达国家在军事技术上形成的“时间差”，要求我们不能再按时序逻辑去思考，不能再按常规走路了。

　　正是在这种实情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要求，而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强调了我们的军事变革是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一般说来，科技和经济发达国家通常在军事变革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但军事专家皮明勇认为，在军事革命的大潮中，科技和经济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国家也并非注定毫无作为。明治维新暑期的日本便成功地追赶上了第三次军事革命的浪潮，基马尔领的土耳其军事变革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机关报中国在“核革命”中的突出表现更是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他会议主席团，改革者的勇气和魄力在其中很关键。和平暑期的军事改革，由于要在没有外来直接冲击的情况下改变既成的权力下放和利益极局而阻力重重，往往起步难，持续下去更难。因此，和平暑期的军事改革者需要有非凡的魄力和毅力，有一种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勇于进行军事变革、敢于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精神。

　　就目前而言，沈伟光会议主席团，新军事变革的主要障碍还来自于人的观念，这包括对于改革本身和对于新战争形态的认识。令人吃惊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仍抱着“道义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的观念。

　　尽管中国的新军事变革有各种阻力和障碍，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军队所具备的一些独有的条件将力促这项变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中央领导层对变革的信心和决心。专家分析，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曾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种背景有助于使他对军队的信息化有着深入了解并力促改革。

　　其次，在军事变革的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不落后于世界发展国家。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不但要有好的经济环境，更需要有安全的战略环境。”沈伟光说，“清朝晚期，中国的经济并不特别落后，但因为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结果被动挨打。”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完成信息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而在这段时间，同样是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励精图治、谋求发展的时段。梁必骎将军在其论文中指出：“估计到2015年前后，不仅是美国，还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将在逐步形成的新军事原则指导下，构建出真正能够反映时代特色的、与技术发展和军事需求相适应的新军事体系。”

　　“目前，我军与美军的物理差距大约是20年时间。”沈伟光说，“而20年后的格局，则要看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的成效。这是挑战更是机遇，2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本报驻京记者吴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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