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武汉晨报》刊登交通警察的建议：“高科技人才乘汽车不要坐前排”。提出建议的交警是湖北省交警总队队长，提出这一建议的起因，是武汉大学一名副校长在车祸中丧生，他的座位是面包车前排。

　　消息传达的信息，是很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思的。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车祸都是时常有的，死亡也不可谓少，但死则死矣，最多强调一下交通安全吧，没有人提出过

设置特定人的座位问题。副校长之死，就不一样了。

　　大学副校长是不是就一定属于“高科技人才”，暂且不谈。由副校长的车祸，牵出“高科技人才不要坐前排”，其中存有一份苦心、一份好心却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汽车前排要由谁来坐才比较稳妥。

　　出现意外事故，哪怕损失一件器物、一头牲畜，都难免让人不安。在事故中造成人的死伤，更是悲伤的事情。不管“人才”还是“非人才”，都是活生生的生命。而生命安全是所有人共同的基本需求，人们对生命安全的需要程度也很难区分出高低。当然，在“有生之年”，人的社会贡献有大小，但当我们谈论生命之有无的时候，并不能说贡献大的人比贡献小的人更应当活着。

　　汽车前排是危险的，高科技人才在那里容易遭遇意外，所以高科技人才不宜于坐前排，那么谁在那里又会改变汽车前排的安全性能呢？显然，变换人去坐前排，并不能改变汽车前排的安全性，而只是改变了承受危险的人。

　　那么谁来承受危险，才比较适合呢？官员吗？虽然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危险留给自己”，似乎也不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出了事情，比副校长或者“高科技人才”更不得了。“低科技人才”呢，总归是人才，属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范围，自然也不太适合坐前排。危险的所在，就只好请那些无论怎样算都不能算人才的去呆着了。当然，如果“以贡献论生死”的思想贯穿到底，估计常常被指为“社会负担”的人，最应当被安排到危险的地方去。

　　交警总队长提出“高科技人才不要坐前排”的建议，未必经过太多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就事论事，甚至只是口不择言，因此，人们也不必追究“是何居心”。但在就事论事和口不择言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命价值比较观却值得关注。

　　生命分等级的观念，实质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意识。“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是一个人人都会说的硬道理，但在很多人的心中，存在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更硬的道理“有些人的生命更宝贵一些”。“更宝贵”的生命是哪些人的生命呢：各级各层在发着指示者算头一份，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算一种，“高科技人才”算一种，“知识分子”算一种。一般人的生命，当然只好是“一般宝贵”。最“不可宝贵”的生命，大概就是失去社会贡献能力的那些人。

　　这样的生命观，权且算是“贡献价值论”吧。生命宝贵不宝贵，要以社会贡献来评定，“天赋人权”，“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都谈不上了。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生命伦理永无立足之地，建基于生命意识、人道精神的社会准则不可能实行，而对某个人的生命的态度，只能凭着等级评定者眼中的“贡献”来论功行赏。在“比贡献，论宝贵”的风尚中，等级社会的秩序巍然耸立，而“人人生而平等”则必然会被嘲笑为天方夜谭。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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