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
武汉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6月5日在广州法院开庭审理。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几名被收容人员齐声喊冤，称孙志刚此前已被人打过，此后也可能被别人打过；他们在打孙之前自己也挨过暴打（有的被护工打，有的是被护工指使他人打），他们受了胁迫，如果不动手打孙自己还会被打。他们的律师指出，他们也都是像孙志刚那样被非法收容进
来的，原本也是受害人。被控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李耀辉、广州收容救治站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一个称自己无权决定收容谁，只是照章办事，“我充其量是个替罪羊，我要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一个则称自己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只应该负间接责任。
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从3月20日发生，到4月25日媒体冲破重重阻力予以公开披露，引起广东省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到5月中下旬警方宣布犯罪嫌疑人归案，其间的晦暗曲折，起伏跌宕，无不超出世人的想像。在法院审理此案时，有关方面如临大敌，对媒体严密防范，大约是想从重、从快、从严地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好对上级领导、社会公众和受害者家属做出交代。所以，尽管有法学家上书全国人大，认为由包括当地公安、法院、检察院、城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调查孙案，无法保证调查程序的合法性和调查结果的公正性，要求就孙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但人家的调查工作仍然迅速展开，并很快宣布“案情已全部查清”……
孙志刚被害案的全部秘密就这么简单么？在受到几名被收容人员的殴打之后，孙志刚被送到另一个住了15名精神病人的房间，他即便在那里受到了精神病人的殴打，大约也不会有人要求精神病人对此承担什么责任。但孙志刚被送进救治站之前被人打过，那么派出所的警察就应当对自己是否打过孙志刚承担举证责任，笔者此前的一篇专栏文章《派出所的举证责任》对此就有分析（见5月8日《周末》14版）。否则，他们就似有把自己的行为能力和举证能力等同于精神病人之嫌。如果说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被收容人员处于“食物链”的最低端，他们自己面临恐怖威胁，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对孙志刚实施恐怖，那么，那些警察、护工，以及派出所的队长，救治站的主任，他们又处于“食物链”的哪个环节呢？
美国波士顿的犹太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德国新教牧师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的确，只要社会迫害横行，一个人如果坐视他人被迫害而无动于衷，那么，他迟早可能也难免受到迫害。而如果在迫害与被迫害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那么肯定就有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迫害，通过加入迫害者队伍，成为一名迫害者来获得哪怕是暂时避免被迫害的命运。一个人如果不想被害，就要动手害人，或者在被害的同时也必须害人，这是最严重的恐怖，是恐怖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