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孙亚菲

　　“至关重要的是，在贵国面临困难的时候，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克服......我也衷心希望，我国的此次援助项目，能够助北京市一臂之力，早日战胜非典。”5月15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里，日本驻华大使馆野本佳夫特命全权公使与北京市副市长张茅握手言欢。

　　当天，价值77481美元的两万套防护服，被送到北京市所辖SARS定点医院的第一线。

　　日本大使馆经济部提供的资料显示，非典期间，日本政府不仅向北京派出由两名专家组成的紧急救援队，而且先后于5月8日和5月15日，分别提供价值2.05亿日元的医疗器械，以及相当于15亿日元的紧急无偿援助。

　　日本政府在此次中国的SARS战役中，不仅是第一个参与国际医疗救援的国家，而且也是最积极的援助者之一。

　　日本对华援助始末

　　抗SARS只是日本对华一个紧急援助项目。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日本每年都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

　　大平正芳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记住的名字。日本对华援助，正始于大平内阁。

　　“正是在大平首相的倡导下，日本开始对华援助，这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冯昭奎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专事日本经济研究的学者，他曾对日本对华援助进行过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日前，他就中国的工业化和中日关系写了一篇论文，其中专门提到，日本对中国的政府间开发援助(ODA)，“对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公众中知晓度不高。据冯昭奎介绍，关于对华援助事宜，是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正式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据日本大使馆经济部介绍，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相当优厚：利率低，还款期长。譬如2001年日元贷款，年利率仅为0.75%-2.2%,还款期长达30-40年。从1980年到2000年，日本政府共向中国提供了4次日元贷款，平均每5年决定一个批次的贷款总额。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告诉记者，这种方式适于建设工期较长的大型项目，也有利于中国把日元贷款的使用纳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轨道，“是对我国提供的一种特殊待遇”。

　　自1979年日本首度表示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的累计额达2829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433亿元，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不承担还款义务的无偿援助，到2001年末，累计合53.6亿人民币，对华技术合作，截至2000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20多年的对华援助，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总援助资金占24个对华援助国家资金的60%以上。而中国，也是日本对外援助中仅次于印尼、越南的第三大受援国。

　　“不可否认，ODA资金在我国经济走向腾飞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熙德说，运用日本的ODA，中国建起了电气化铁道、港湾、机场、水利设施等许多基础设施，而这些成果，也是中日友好合用史上的重要篇章。

　　对华援助：互惠互利

　　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与中国，两国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形同水火，人民之间也互生龃龉，为何还要大力援助中国，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其理由不仅仅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而且是为了维护日本自身的稳定与繁荣。”日本大使馆经济公使目贺田周一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此，日本希望通过ODA方式，与周边国家合作，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而作为最大邻国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和社会稳定，对日本自身发展大有裨益。

　　金熙德透露，事实上，由于中国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所以在援助之初，有借此进行感情和经济弥补的成分在里面。

　　除此之外，对华援助也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需要。金熙德分析认为，随着经济高度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上升，使它意识到扩大外交范围的必要性；日本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着历史感情、领土、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

　　经济动机也是一方面。即日本希望通过日元贷款，建设有利于日本对华贸易和改善中国经济环境的项目，比如早期的日元贷款，为方便对日出口，曾用于建设秦皇岛的运煤码头。另外不少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日本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0%的日资企业在中国赢利，中日经贸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后来，ODA大量用于西部开发和环境治理，对保护邻邦日本的环境也起了好作用。

　　“事实上，ODA有一部分‘回流’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企业发展。”冯昭奎在研究中发现，原则上不允许附加条件的ODA，而在实际操作中是限定性的。冯昭奎把这种带有附加条件的资金称为“吠”，即英文中的“捆绑(tie)”之意。这样的资金，往往要求中国向日本企业购买机械设备或技术，困此，中国在发展项目的同时，也带动了日本企业的发展。

　　在日本大使馆经济部提供的2001年度日元贷款概要表上，15个贷款项目，有10个项目附加条件为“限定两国间采购”。而据冯昭奎称，在日元贷款中，近30%的资金带有“捆绑”条件。日本主管工业的通产省，还因“吠”的比例问题，与外务省有过不少争端。

　　ODA的政治化游戏

　　本是两相情愿，互惠互利的对华援助，在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政治家眼里，却成“一张牌”，并以此为外交工具，不时用来挟制中国。

　　金熙德告诉记者，在中日关系摩擦很少的1990年代以前，日本国民对华援助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然而，随着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发生变化、中日政治摩擦开始抬升，日本鹰派首先在各种政治场合和媒体上对对华援助提出了疑问。日本国民就是在这种负面的政治氛围下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他们对政府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感到不解，对有些日本媒体宣传的“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中国接受日本援助来增强军事”、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等说法产生共鸣，因此，近年来，日本国民对对华援助的负面认识逐渐上升，国内有呼声，要求政府大规模削减对华援助。

　　因此，日本政府首先改变了对华援助的拨款方式。从2000年开始，日本援助款由以往的5年一次给齐的方式，转为每年审核批准。

　　另一方面，在援助准则上进行大面积修改。1992年，日本内阁发表新的“ODA大纲”，制定了4点政治原则，加入援助必须看被援助国的民主化情况、军备情况等政治化内容。

　　根据这一大纲，日本针对中国1990年代中期的核试验首次发动了部分冻结无偿援助、缓谈日元贷款续签协议进程等制裁。此事之后，日本国内又开始蔓延“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日本的对华援助开始向减少数额、改变援建项目、与政治军事问题更多地挂钩的方向变化。浓郁的政治气氛，始终在ODA问题上纠结不清。

　　中国腾飞与ODA谢幕

　　2000年，可以说是日本对华援助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日本政府不仅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大幅度削减ODA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据日本外务省资料，2001年，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削减24.7%，并宣布停止向东部沿海地区提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将重点放在内陆贫困地区以及环境保护方面。

　　2003年3月13日，日本外务省又公布，2002年度(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对华日元贷款总额为1212亿，较上年度再减少24.9%。

　　谈及对华援助锐减的原因，目贺田公使表示，对华援助较以前有大的变化，是由于日中两方都出现了新的情况。

　　“首先是日本方面的变化。”目贺田介绍说，日本自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发展呈停滞状态，财政赤字巨大。而今，经济结构改革、财政重建，经济再生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2002年度的预算案中，作为财政重建的一环，对ODA的有关预算削减10%、日元贷款削减23%。

　　“特别是在日本经济状况处于困难的情况下，目睹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另外，作为商务竞争对手的感觉和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显著的发展，从日本国民的感情来看，对持续保持高度增长的中国进行援助产生了质疑。”目贺田公使说，这也是国内呼声很高，要求削减对华援助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日本方认为，中国可以自己从国内外筹集所需资金。目贺田也指出，虽然ODA预算处于削减的趋势，但在2002年度的全部日元贷款中，对华日元占比重约为19%，基本保持了与1990年代后期同等水平，由此可见，对华贷款的重要性没有改变。

　　谈及未来援助问题，目贺田表示，北京、上海的繁荣，给人以中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印象，然而中国还有2亿人口的人均收入在100元以下，他说，日本方面会根据2001年10月制定的《对华经济合作计划》安排，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金熙德说，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对华援助，起到了强化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从未来中长期的观点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建设能力的提高，对华援助势必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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