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鞠靖/文

　　6月11日，曾经轰动一时的“杨斌案”开庭审理。

　　杨斌不是“《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唯一落马的。在他之前，牟其中、仰融或锒铛入狱、或逃往国外；在他之后，上海另一名富豪也因为涉及贷款问题被调查。

　　“《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真的如有些人所说是富豪们的“追魂榜”？这些“富豪”接连“落马”，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富豪落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神秘力量？“富豪落马”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教训？

　　《外滩画报》约请了部分经济学家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问题一：这些富豪接连出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有没有制度性根源？

　　赵晓：不能说有100%的必然性，但有相当大的必然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富豪都是"转轨富豪"，也就是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富豪，而不是成熟市场经济出现的"市场富豪"。

　　富豪们变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身就有不良心态，以转轨中国是可以大捞一把的"江湖"，压根就没有想到要通过正常创造去获得财富，而是一心想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去一夜暴富。二是虽然自身心态平和，但市场规则不完善，没有办法、只好通过犯规的办法生存和发展，就像联想的柳传志承认曾经卖过走私品，刘永好承认也卖过不良饲料。只不过，他们是初期偶尔为之。

　　陈志武：我认为，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这种改革过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营与民营同时存在，国营资产与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又全部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因此在利益诱惑下业主会难以不冒险行贿，而行政官员又难以不受贿。

　　第二，在新闻媒体受到一些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会觉得即使违法、违规也无所谓，会觉得"很安全"。于是，胆子越做越大，违规交易的规模也越做越大。相反，如果媒体真能自由地发挥监督报道作用，一方面至少有一些违规者会在越轨不远时被揭露，让他们不至于"病入膏肓"；另一方面通过媒体揭露的案例，也可以给他人以警示。

　　第三，富豪们的频频出事也进一步证明社会现行的"潜规则"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风险。我们中间的许多朋友都会觉得"潜规则"是中国特色，甚至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当然，客观上讲，每个人都受益于"潜规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些富豪们的经历说明，当规则太含糊、太不明朗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人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场赌博。当处处是"潜规则"、是"灰色地带"时，每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商场上如此，官场上也如此。唯有法治才能使规则明朗化，只有清晰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才能为每个人减少一些陷阱。

　　问题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富豪？

　　赵晓：很难。就好比天上下着有颜色的雨，就算你穿着白衣服也是没有用的。

　　当年，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历史与现实地看，发韧于1980年代之转轨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同样无法完全避免资本蜕变中的血污。

　　不久前一份调查报告披露，2001年，在已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占了60%，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存款的80%，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目前中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部分被富豪们收入私囊。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就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相比于肆无忌惮地"偷盗"国家金融与国有资产，偷税漏税算是轻的。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人们一再地看到个别腐败官员与金融犯罪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经典组合。在某些地方，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们在“你发财、我发展”的共同利益诱惑下，通过上市、融资等渠道，公开吞并国家及公众资产的合谋行为已发展到了恬不知耻、令人发指的地步，“江湖豪客”们精心导演的一幕幕国家金融和公众资产流失事件与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资产流失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营企业是中国的希望，民营企业的成长包含了中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业家的辛苦与心血，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们的功绩。但要是还历史以公道的话，我们同样不应该隐讳少数民营企业的发迹有着深重的原罪色彩。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一切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难以避免的副产品以及残酷的历史与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吧！

　　陈志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导致财富与资源的重新分配，此过程一般会伴随一些不公平和腐败，这包括会出现各类“不健康”的富豪。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这些年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财富的上升都是靠民营企业家，新的就业机会也主要靠他们。众多富豪是“健康”的。

　　问题三：出现这种富豪现象，与经济、社会转轨有没有必然联系？

　　赵晓：有联系，也没有联系。有联系在于经济、社会的转轨为犯罪提供了温床。没有联系在于，毕竟没有人手把手逼着一个人犯罪。人还是有选择的空间的。

　　过去20余年的中国，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寄予厚望的“转轨中国”，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中国更像是一个“江湖”。“江湖”，是为中国人心领神会却几乎无法让外国人明白的最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之一，大意是指那种“正式规则”装饰于表面，“潜规则”却在暗里引领潮流的“非典型”时世、社会或活动场所。“江湖”也可能是一种心情，即以一种非正规的心态来看待一切正规规则，并且总是蔑视并试图打破既定正规规则。

　　1978年以来进入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旧的规则已然失范，新的规则尚待创建，着实有几分“江湖”，而江湖心态的豪客们就更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戏剧化演变中，鱼龙混杂，增长与腐败齐飞，活力与混乱一色，实在是在所难免。

　　转轨中国，大好“江湖”造就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繁荣，造就出一批兢兢业业、为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弄潮儿、企业家，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乘运而起，同时也像泥沙般挟带出一批毁誉参半的“英雄好汉”们甚至专门损人利已的人渣来。

　　陈志武：出现这种富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是改革转型与新制度建设过程中所必然碰到的。只不过这些事件我们应该发现、理解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认识到进一步民营化、进一步开放媒体的重要性。试想，如果各案涉及的银行不是国营的，如果这些垄断巨额金融资源的银行不是由行政官员所经营，如果各类股权融资渠道也不受层层行政审批管制，那么这些违法、违规事件的规模会怎样呢？——只要金融资源、融资渠道完全受行政控制，而且操作的过程以“黑箱”为主，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就不奇怪。

　　问题四：出现这样的富豪接连出事现象，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

　　赵晓：民营企业先天不足，民营企业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因而需要很好地对待和警惕。

　　美国兰德公司曾提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8大因素，在当时并未太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不过，当中国遭遇SARS袭击后，这份报告被人们重新想起。因为兰德公司所提出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大因素就是中国人过去一向未注意，如今终致数千亿损失的因素：“流行病”。

　　知道排位于“流行病”之前的因素是什么吗？是“贪污，包括利益输送”。

　　大浪淘沙。中国转轨已进入后期，WTO后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社会、一个市场社会、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政治文明、民主发展的社会，游戏规则越来越健全、藏污垢纳之地愈来愈少、江湖豪客们越来越难有藏身之地。看天气的变化，中国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弃恶扬善、去伪存真、大分化、大筛选、大浪淘沙的新时代了！

　　陈志武：其社会后果会是负面的为多。但是，我希望人们能更多地从中看到已经进行的改革的不彻底，是改革的不彻底产生出这些现象，这包括政府介入经济事务还是太多，所承担的资源配置角色还太重。

　　问题五：中国富豪的产生与国外富豪有什么样的区别？

　　赵晓：成熟市场经济下的人致富必须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才能获得财富，中国的富豪只是把别人的财富转移成自己的财富，不见得对社会有多大贡献，甚至直接危害社会。

　　从“首骗首富”牟其中、“走私首富”赖昌星、“明星富豪”刘晓庆、“神秘富豪”仰融、到“赌命富豪”杨斌事件，他们不是靠创造，而是靠分配，不是靠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是靠转移社会财富来获得财富的，其天文数字财富的背后无不站立着数个或多个腐败官员以及被挖得千疮百孔的金融、股市或者被疯狂盗窃的国库税银。

　　陈志武：中国富豪的产生与国外富豪的产生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那就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规则下去找到最快、最大规模的致富途径。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中国与美国的致富差别在于：中国以灰色的“潜规则”为特色，而且主要资源（包括众多行业准入审批）都受行政控制；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环境以及美国人却以“显规则”为特色，以法治为准。当然，只要是人的社会里，都会有人去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去赚“不健康”的钱，因此都会产生“不健康”的富豪，美国也不例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以“显规则”当道的社会里，你若想发“健康”财，你还真能做到。而在以“潜规则”当道的社会里，即使有的财富真的是“健康”的，你可能也难以一身清白。那么，这些富豪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六：富豪们一旦翻船，往往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从这些富豪接连“翻船”的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巴曙松：伴随着富豪们不断落马，公众对于这些一度跻身福布斯富豪榜的人士的发展轨迹更为关注。实际上，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运作的角度看，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思考玩味之处。

　　首先，这些富豪在引人注目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往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金融机构的外部性，特别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成为这些富豪拓展财富过程中所必须借助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能够保证内部管理人员和信贷人员的专业水准和廉洁自律吗？ 其次，这些富豪在形成一定规模的财富之后，往往借助多个融资渠道，形成复杂的企业家族，这种企业家族往往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以及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这种跨领域的多元化集团运作，增大了公众、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的监管难度，也使得内部的种种经营问题容易被隐藏和拖延。一旦问题爆发，就可能通过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散到不同的领域。比如，至今与最近上海被调查的某地产界富豪旗下集团有关的香港及中国大陆上市的五家上市公司，已经受到波及而停牌或是股价大跌。

　　第三，银行必须要开始面对民营企业可能带来的不良贷款。长期以来，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国有企业，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运作比较熟悉，对于其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也有一定的了解，随着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规模在不断扩张，银行必须开始要关注民营企业贷款的运作机制，关注其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地方及其对贷款偿还能力的影响。

　　第四，银行应当关注集团客户的贷款规模控制问题。所谓集团客户，主要是指通过投资、担保等关系形成的企业群体，这些集团客户往往在一个家族、一个富豪的掌控下，相互之间形成密切的、但是往往又难以为外部所了解的资金关系。为了扩大整个集团客户的融资能力，掌控整个集团客户的人士往往会动员子公司及其不同层级的下属公司到银行借款，从而放大整个集团客户的借款能力，这种放大之后的借款能力往往超过整个集团客户的实际偿还能力。

　　在这种过程中，还不能忽视不同银行之间的贷款信息的共享，否则，集团客户很容易地就可能在不同银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套取信用。

　　第五，银行内部建立严密的信贷制衡体系不仅是对贷款质量的一种制度性保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贷款人员、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保护。如果一家银行的贷款流程合理，责任清晰，激励有效，制衡机制完善，那么，一笔有问题的贷款往往在贷款审批过程中就会被否决。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了如此高的不良贷款，付出的学费已经足够多了，涉及的银行高级管理层也不少了，除了在事后总结每一笔不良贷款的教训、追究每一笔不良贷款的责任之外，是否还应当从更高一个层次考虑内部贷款管理制度的完善呢？

　　赵晓（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巴曙松（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教授，曾担任中银香港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经理、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等职务）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链接

　　部分“落马富豪”简介

　　牟其中

　　牟其中曾任南德集团总裁，1995年2月，《福布斯》杂志将牟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大陆富豪第四位，当时公布其个人财富为8亿元人民币。

　　1992年，他以商品换飞机的生意闻名，后来，又抛出765工程、中俄美大三角工程、炸喜马拉雅山引印度洋暖流入中国工程，局面愈来愈大，生意竟做到放卫星上。

　　1999年1月7日，牟涉嫌信用证套汇一案事发，被武汉警方请去“协助调查”。11个月之后，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斌

　　杨斌5岁成为孤儿，靠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接济长大。1981年杨斌进入海军第二炮兵学院，1987年赴荷兰。

　　1997年，杨斌用“日本菜篮子”概念打动沈阳政府。后者力邀杨旗下“欧亚农业”前往沈阳建基地和分公司。此后，杨获得3300亩土地，建立“荷兰村”。

　　2000年，杨在百慕大注册了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2001年7月，“欧亚农业”在香港主板上市，两次筹资接近7亿港元，成为当年赴港上市大赢家。而杨在“欧亚农业”所拥有过七成股权，价值近18亿港元。2002年10月杨斌及其相关企业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拘捕，并被执法机关立案侦查。

　　仰融

　　仰融1957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担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华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理事长等职务。

　　由于就华晨系公司产权问题与辽宁省政府发生龃龉，仰融于2002年6月出走美国，同年10月，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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