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静的春天：数字化的SARS民情

　　———对一份舆情调查报告的解读

　　□执笔：周海燕

　　受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在社会学家周晓虹教授主持下，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分别于2003年5月1-6日和5月23-25日，对SARS事件的有关民意和专家意见，进行了主题为“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调查。每次调查分三部分：文献调查、专家访谈和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2064户居民的电话问卷调查(通过当地局号随机生成电话号码方法抽取调查样本，每次每座城市电话问卷调查超过200户居民)。本报道得到了该课题组的授权，并且，其主要分析亦基于此项调查。

　　公元2003年，岁在癸未。2月4日，气属立春。就在立春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起，一条手机短信以每天递增100万-500万条的速度悄悄在流传———“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从此，SARS狂潮开始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影响了中国大地的整个春天。

　　作为一种基因序列大约为29736或29727个核甘酸的冠状病毒，SARS首先是一个医学问题；然而，它的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SARS危机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痛楚的。我们相信：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抗击苦难的勇气和坚忍，而且还应该具有强大的科学理性。

　　现在，是我们解析SARS事件所呈现的公理民情的时候了。

　　解析之一：信息公开与民众的福祉

　　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新闻的公开。

　　———南京大学传播学学者杜骏飞

　　调查结果表明：在从新闻媒体得知SARS信息之前，有40.9%的居民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知道此事，且在五大城市间有显著的差异。最先出现SARS疫情的广州，有58.2%的居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SARS的信息，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重庆仅为29.4%(见图1)。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道听途说”(56.7%)、“电话”(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耐人寻味的是，与此同时，在这非常时期，许多民众又表示更愿意相信来自官方的报道，有的地区持有这一态度的人数比例高达84.0%———只是，最初媒体的缄默一度令受众失望。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最为关心的信息层面是“最新的疫情数字”，其70%的比例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三位的医学研究进展(30%)、SARS知识和预防措施(24%)。信息渠道集体性的失语，导致公众不得不转而寻求小道消息，以满足自己的信息渴求。在一些地方，市民通过短信息、网络等新兴媒体传播未经证实的流言，局面一度严重失控，并导致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抢购食盐、大米的风潮。而在新闻媒体强有力地介入并公开信息后，民众的恐慌便很快平息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研究员在访谈中指出，如果信息能够及时公开，SARS的传染也许会更快地遏止。

　　4月20日，谷雨。中国的时事仿佛对应着节气，国家卫生部从这一天起，通过媒体进行权威疫情发布，开始播撒甘露般的信息之雨；并且，为了显示巨大的决心而免了两名高官的职务。此后，虽然感染的数字仍然不断上升，但民众已经能够用更为客观和平静的心态来看待SARS。

　　传播学者雷跃捷说：媒体应该迅速建立对于灾难事件的应急机制，尤其是应该建立疫情公开制度。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要，如果制度鼓励大家说假话，个人往往无能为力。如果制度鼓励大家说真话，媒体才有可能迅速对类似的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在这方面，建立多元信息体制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解析之二：新一届政府经受考验

　　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SARS对人们信心的影响不可小视，特别是对政府的公信力和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学者张曙光

　　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像一场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高效率；像一次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SARS的流行正值中央政府完成新老交替之际，这使得国际社会产生了对于我国政府应变能力的种种推测。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1.2%的公众对中央政府所采取的SARS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人口所占的比例(5.3%)。与此相一致的是，高达88.5%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所采取的SARS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人口所占的比例(3.8%)。这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次抗击SARS过程中所采取的SARS防治措施成效，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调查结果还表明：通过SARS事件，大多数(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很强或较强，只有少数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弱或很弱。

　　危机事件的特征在于其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危机管理的成败也取决于快速反应能力和及时处理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机管理体制，平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训练，危机发生以后能够临危不乱，应对自如。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张静指出：从这次SARS疫情中政府部门的表现来看，我们的公共服务部门还不习惯公众的压力和质询；SARS事件证明了有些行政系统是个被动系统，基本在等待上级的指令———而从科学性来说，应对危机一味要等待上级定调子的习惯必须打破。

　　社会事务要依靠专业知识的判断，这一点上海做得很不错，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上海市政府获得的赞赏高达89.6%，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SARS“高度重视、态度积极”和“措施有力”。与此相对比，北京市民对地方政府的意见，主要源于政府在SARS初期不重视、“反应不及时而延误时机”。

　　政府在SARS事件中后期的表现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四分之三(76.5%)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较而言，仅有1.7%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下降。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措的满意度问题上，尽管各阶层在一般意义上的满意率(“满意”与“比较满意”的人数之和)比例基本相当，但回答“满意”选项的人数比例，不同文化阶层之间却有很大差异，其中，从文盲半文盲阶层的接近60%的“满意”比例，到研究生以上阶层的约20%的“满意”比例之间，相差了整整两倍。这说明，在更深刻的文化层面上，政府的行为要获得民众的高度理性认同，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经受住了SARS疫情的考验，刚完成新老交替的中国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方面的能力是完全可信任的。

　　解析之三：后SARS时期的中国经济

　　SARS事件中有一个灾害经济的问题。SARS所造成的灾害影响，不仅仅是有形的；如果处理不好，其无形的损害也许会更大。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学学者洪银兴

　　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是，SARS的经济影响如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续时间。二是取决于公众对于遭受SARS打击之后的中国经济的信心。公众一旦失去信心，必然会影响到个人的风险预期，导致市场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并进一步影响到未来的投资热情，经济也可能因此而走向衰退。因此，公众对遭受SARS打击后是否仍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对尽快恢复中国以往强劲的增长势头至关重要。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被访问者认为，在SARS疫情开始消退之际，人们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认为还有一个月和三个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别为17.3%与28.1%，三者合计占被访问者人数的一半以上(52.5%)(见图3)。

　　当被问及SARS以后对中国经济回升是否有信心时，超过90%的被访问者表示对SARS过后的中国经济回升抱有信心。这显示，SARS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已经开始逐渐消除。公众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走出SARS阴影，重拾以往快速增长的态势。

　　解析之四：医疗与公共政策的检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很不足，尤其是农村，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改革还比以前有退步。……在中国，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所以必须以疾病的预防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翁乃群

　　SARS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危机，它是一个汇聚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综合危机。长期以来，我们把医学问题狭隘地理解为治病救人，但医学在现代社会中还体现在公共卫生、环境质量诸方面。我国自解放初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非常薄弱，新的、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卫生体系又远未建立。制度的缺失使得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公众因为不知如何应对，普遍产生恐慌情绪。尤其是那些收入较低阶层的群体，更易产生焦虑和恐慌———调查结果显示：在面对SARS疫情时，月平均收入在600元以下的人有50%感到比较紧张(收入在300元以下的贫困人群则有60%感到紧张)，而月平均收入2000-4000元的人只有23.3%的人感到比较紧张。

　　调查结果还显示了中国民众在抗灾问题上对于政府的巨大依赖：有40.6%的被访问者表示，防治SARS的费用应由政府承担，赞成分摊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赞成由个人承担的仅占4.4%———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社会保障与社会危机应急机制还不完善。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表示，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应该是我国今后应对SARS类似事件的两大重要措施。

　　调查结果还显示，尽管不同收入的人群在回答“您对中央政府(党中央、国务院)所采取的SARS防范措施满意吗？”这一问题时，均有80%左右的人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但其中表示“满意”的，除8000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有62.5%外，其他所有阶层都在40%以下，收入在300元以下的阶层，表示“满意”的仅仅只有30.4%。这显示，一般的平民阶层对于来自政府的作为有更高的期望值。

　　然而，尽管如此依赖政府，人们还是对我国社会化的救助制度感到信心不足。在SARS时期，当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时，首先想到向家人求助的人数比例为28%，这个比例竟然与首先想到向政府求助的人数持平；至于想到向单位求助的比例，则远远落后———只有17%。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被问及在SARS期间所得到的社会帮助的来源时，有超过1／3的人回答说，他们在SARS期间没有得到过来自社会的任何帮助。

　　以上的这些数字暴露出，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存在严重问题。此次抗击SARS，中央政府拿出大笔资金，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各个地方也为防治SARS而“慷慨解囊”。这样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然而，疫情缓和后，政府能否防止决策者短视行为的出现？这是一个问题。也许，借抗SARS之机，重新检讨和彻底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全国医疗保健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解析之五：危机背后的机遇

　　本届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防治这场传染病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疾病防治问题，而是同时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事务。

　　———“中评网”法学学者萧瀚

　　毋庸讳言，SARS是中国社会在走入新世纪之后所面临的一次重大危机。除了经济层面的危机外，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有1／3的被访问者表示，SARS疫情的传播给他们带来了某些不良影响。有32%、24%的人分别表示无法安心工作和安心生活。　但SARS并不仅仅只是从负面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影响。也许，危机可以理解为：“机会”是“危险”的衍生物。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问者(74.1%)看到了SARS危机背后所隐藏着的机遇(见图4)。

　　在回答SARS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被访问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7.9%)认为：SARS流行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某些生活行为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在这些乐观的人群中，还有超过一半(56.3%)的被访问者认为SARS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加大对医学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快研究对付SARS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分别有24.9%、21.7%、14.6%与9.8%的被访问者认为SARS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政府形象的改善、政治体制和新闻政策的改革。

　　结语

　　潜在的、我们仍不知道如何防御的毁灭性疾病正在四处繁衍着，有时会意想不到地出现，有时又非常神秘地消失在朦胧的黑暗之中。

　　———摘自普利策奖获奖图书《未来的瘟疫》

　　未来不能预测，但是，未来能被创造。

　　———《创造未来》的作者丹尼斯·伽柏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日内瓦时间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下午2时，席卷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SARS疫情，已经导致了全球累计报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国内地5328例，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国内地340例，占44%。在生命的损失这一最直接的领域，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最为沉重的。

　　死者长已矣，生者待何如？

　　SARS危机暴露出的不仅是一个医学和卫生问题，还牵涉到种族的安全，国家的形象，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权利、公民素质、公共卫生等诸多方面。假如说，探讨SARS危机对于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仅仅限于个别的记述和经验性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话，那么，基于科学抽样的数据分析和解读，也许已能约略描述出中国民众在面临SARS威胁时的生存状态和内在要求。

　　假如我们能够藉由这样的一次危机，切实反思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共政策，反思现有的信息机制和危机反应机制，反思社会医疗和保障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痼疾，并进行切实而有成效的体制改革，那么毫无疑问，21世纪的中国，将可能受益于SARS危机中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

　　2003年5月6日，立夏。五大城市2064户居民的首次电话问卷调查在这一天结束，随之结束的，还有2003年这个不平静的春天。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我们还会记得：在这个春天里，疾病曾经喧嚣和蔓延，但大地上的万物也萌发了勃勃生机。

　　(鸣谢：周晓虹教授、陈友华教授及“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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