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朱婴

　　墨墨是我的女儿，今年10岁，北京三里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这天是星期一。一早，墨墨轻轻推开我的房门，有气无力地告诉我：“爸爸，我不舒服，好像发烧了。”

　　我一下惊醒了，赶快从床上跳下来，抓起体温表递给墨墨。墨墨躺回自己画有绿色的大树和红色的房子的小床上，认真地把体温表送到腋下。

　　5分钟以后，墨墨喊我：“爸爸，好了吧？”说着抽出体温表交给我。我一看，37度7。真的发烧了。我心里有些慌，但嘴上却说：“没关系，有点儿发烧，多喝点水就好了。”听我这么一说，墨墨又睡了。

　　接下来，情况越来越不妙。我每隔一小时就给墨墨测一次体温。体温表中间的那道红线不停地往前蹿。37度8，37度9。我每看一次体温表，墨墨都可怜巴巴地盯着我的脸观察我的表情。当我告诉她已到37度9时，她终于沉不住气地哭了，央求我说：“爸爸，别送我去医院好吗？我害怕被救护车拉走，那样的话，我就见不到妈妈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从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带墨墨到医院看病，但这次我却不敢了。我不敢再往下想，没了主意的我抓起电话往协和医院拨过去。我想征求妻子的意见，叫她给我拿个主意。

　　电话通了。但接电话的人告诉我，她们暂时没有办法和妻子取得联系。直犯晕的我忽然一下明白过来：这个时候，墨墨的妈妈正在和她的同事一起，为抢救许多染上非典的病人做着献身的准备，我怎么能惊动她呢？得知接电话的人是妻子的同事，我急切地向她咨询：“带不带墨墨去医院看病？”我得到她极为明确的答复———“赶快去医院看！”

　　我和墨墨都戴上了厚厚的口罩。一路上，我的心咚咚直跳。医院到了！“发热门诊”四个大字清晰地出现在我和墨墨的眼前。墨墨害怕得放慢了脚步。突然，两位“全副武装”的医生从发热门诊的大门里面冲了出来，一边朝我们跑过来，一边大声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是不是发烧？”我刚回答说：“有些烧……”话还没有说完，墨墨就被她们送进了隔离区。目睹这样紧张的场面，我感到心跳加速，呼吸窘迫，好像死神就在墨墨的身边。

　　在隔离区，身穿隔离服的护士再次为墨墨测量体温。这时，墨墨的体温已经上升到38度9。

　　我焦急地坐在隔离区走廊的椅子上，等待着医生们对墨墨命运的宣判。不断有防护严密的医护人员从我的面前匆匆走过，他们在与死神抢夺生命。突然，我的手机响了，里面传来墨墨妈妈的声音，那声音很镇定，很宁静：“怎么样？墨墨没事吧？”

　　妻子接着说：“护理部的同志给我塞进一张纸条，对我说女儿发烧了。我已经向护理部的领导报告了。没事的，别慌，让大夫给墨墨好好看看。即使是非典，也没有那么可怕，死不了，放心吧！”

　　电话挂断了，但我仍然举着手机。我希望妻子再对我多说两句，因为她毕竟是搞医的；因为她毕竟是墨墨的母亲。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隔离区的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我好像能够清楚地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位主治医生叫到办公室。她很认真地询问我：“听您的女儿说，她妈妈在医院工作？”我点了点头。她接着说：“您知道的，由于现在的医护人员随时可能密切接触‘非典’病人，属于高危人群，而您和您的女儿是高危人群的家属，所以，我们要对您的女儿检查得细致一些，观察的时间长一些，请理解……”

　　我没有立刻明白这位医生所表达的意思，我惟一想知道的是：墨墨到底得的什么病？是不是非典型肺炎？为什么她还没有从隔离区出来？

　　问话的医生似乎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顾虑和担心，笑着把墨墨的病历递到我的手上，说：“放心吧，经过检查，您的女儿没有危险，她现在已经出了隔离区，就在门外。”

　　透过隔离区走廊那扇与普通病区相邻的厚厚的玻璃门，我发现墨墨就站在外面等我。看见我出来，墨墨高兴得扑了上来，说：“爸爸，我没事了，大夫说我得的是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只要连续输两天液就会好，还让你对我多观察呢！”

　　女儿喜形于色的样子深深地打动了我。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连一个10岁的孩子都懂得：健康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珍贵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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