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群、李伟文夫妇：对自己是一种挑战我会有兴奋感(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13日10:27 南方日报

前不久攀登珠峰的深圳大学梁群、李伟文夫妇：

　　对自己是一种挑战我会有兴奋感

　　本报驻京记者　方进玉

　　踏进摆放着鲜花和千纸鹤的病房，李伟文坐在床上，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正在接收电子邮件，梁群则靠在床上，戴着墨镜“看”着影像一律“变黑”的电视剧。两人的床头，输液瓶静静地流淌着活血的药物……

　　在纪念人类成功攀登珠峰50周年之际，5月21日、22日，中国珠峰登山队11人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梁群、李伟文是深圳大学的教职工，又是夫妇。21日，梁群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峰峰顶，李伟文则攀登到8700米的高度。之后，梁群、李伟文前往北京治疗冻伤的手指。

　　记者代表报社领导、员工，向两位表示敬意。

　　谈话，首先围绕每日治疗情况展开。李伟文介绍说，起床后，夫妻双双首先前往高压氧舱治疗，第二步，两人均用扩张血管的药物进行点滴。体力已有所恢复，酷爱体育锻炼的他们，现在到其他楼层的科室治疗、检查时，上楼下楼，从不乘坐电梯，全都是爬楼梯。李伟文强调：“大夫说了，如果点滴停止了，就可以慢慢恢复体育锻炼。半个月没锻炼了，真有点闷得慌！”梁群补充说：“眼睛恢复得差不多了，为保险起见，还需常常戴着墨镜，应该不会留下后遗症。”

　　听梁群说登顶的艰险

　　记者：登上珠峰是很困难的，能否先听你说说这个“难”？

　　梁群：前面的有电视转播，我就不说了。从8300突击营地出发，时间是半夜———这是攀登珠峰的惯常做法———目的是为了赶在珠峰下午变天之前完成登顶，然后迅速下撤。冲顶前夕，在8300米的营地休息时，同组三名队员的精神状态都不错，我们合吃了一个方便面，但是很可惜，剩下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几乎没能睡着。凌晨3时，开始出发。出发时我并未戴上风镜，因为半夜的雪并不刺眼，行进还要靠头灯照路。从出发乃至整个上午，天一直在下雪，天色也较暗。等我想起要戴风镜时，发现戴上风镜看雪，雪是红的，加上眼镜上结了冰霜，根本就看不清路，我知道发生雪盲了，但也没办法，只好不戴风镜继续往上登，又没戴风镜撤下来。

　　李伟文：这才叫恐怖呢！

　　记者：真是不可想象！这应该就是你攀登珠峰遇到的最大难题了？

　　梁群：还不算最难，最难的是攀登第二台阶。上到中国梯顶后还有一段路要横切上翻。登到第二台阶中间，氧气面罩偏偏又坏了。我的协作者大普布顿珠———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据说上过两次8000米，实力很强———把他的氧气面罩给了我。结果，从第二台阶开始直到登顶成功，大普布顿珠都是无氧攀登。(感叹)无氧攀登，比有氧攀登的难度大多了！

　　记者：登顶之后，感受如何？会不会立刻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梁群：攀登海拔较低的山峰，登顶后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攀登珠峰不同，上到8000多米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了，到了顶峰再看下来，周围群峰四伏，只是偶尔从云端露出尖顶，简直就像在飞机上往外看一样。峰顶是个斜斜的雪坡，我上去的时候太阳刚好出来了，天蓝着，细雪在空中飞舞，很漂亮，我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才往顶峰的最高处走。在顶峰呆的时间很短，只是展开五星红旗和深圳大学的校旗照相留念。照完相，尼玛队长就开始催促我们下山，毕竟登顶只完成了登山全过程的一半。

　　记者：那天登顶之后，天气是不是没有变得很坏？

　　梁群：我们算是蛮幸运的。通常，珠峰下午就会变天，但我们登顶成功之后，天气并没有变得特别坏。但为了安全，冲顶之前，队里和教练常常要规定“折返时间”，就是说，到了规定时间，不论你是否登顶成功，都必须折返、下撤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规律放在珠峰也仍然成立：下撤比冲顶更危险。体力可能耗尽；心情可能过于懈怠；天气可能突然变坏；装备可能损坏；给养可能匮乏……

　　李伟文：放弃登顶有遗憾

　　与妻子梁群相比，现在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任教的李伟文显得更善辞令。

　　记者：此次攀登珠峰，你们夫妻二人是谁先提议的？

　　李伟文：没有谁提议的问题。我们都爱好登山，每年都要外出登几次山。这里说的登山，是指海拔较高的“大山”、“雪山”，不是一般的户外爬山，今年，我们原来准备攀登的是“卓奥友峰”。

　　记者：这座山峰在哪里？

　　李伟文：也在珠峰附近，海拔8201米，距离珠峰的直线大约30公里，攀登技术难度相对较低。我们一面准备，一面把自己的登山计划报给了中国登山协会！

　　记者：你们每次外出登山，都要向中国登协报告么？

　　李伟文：是的。这样做，一是支持了我国登山事业，另外，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好处。报告之后，当地登山协会关注你，提供注意事项，如果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没能平安下撤，当地登协必然会给你帮助。虽然这样做需要交纳一定管理费，但登顶成功后，当地登协也会颁发正式的证书，证明你成功攀登了某某山峰。

　　恰在此时，我们得到中国登协通知，说为了纪念登上珠峰五十周年，登协和央视正联手组织一次大型登山活动。中国登协的官员说：你们不是准备攀登8000米以上的卓奥友么，这里正好有一个机会，建议你们试一试！

　　记者：这么说，你们在第一次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时，就“意外地”选择了珠峰？

　　李伟文：是的。但珠峰毕竟与卓奥友峰不同，她是世界第一高峰，8848米，接近9000米了。不要说登协不知道我们在8000米以上的“攀登能力”，就是我们自己，此前也没有攀登过8000米以上的山峰，因此，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去参与的，并没有想到一定要登上顶峰。

　　记者：能否说说你们的登山简史，特别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山峰？

　　李伟文：我们的登山历史并不长，只有三年。

　　记者：啊？你们只有3年的登山历史，就开始冲击世界第一高峰了？

　　李伟文：2000年，我们开始从事登山运动，一上来，就是青海的雪山———玉珠峰，6178米。2001年，我和梁群一起攀登了新疆的穆斯塔格，7546米，从2000年到2003年，我们还多次攀登过其他的5000米山峰。需要说明，海拔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一定容易攀登。登山的圈子里，有人追求高度，也有人追求攀登的难度。

　　记者：哇塞，你们可真是“起点高、进步快”。我还想问，你在决定下撤的时候，是否通知了梁群？

　　李伟文：我下撤的时候，梁群不知道。登山过程，每个人节奏不同，速度也不同，但对讲机多数情况下并不使用。一则海拔高、温度低，对讲机的电池使用寿命短，二是登山本来已十分吃力，行进中对话更是一件困难事。我没有通知梁群，她是在登顶之后才从尼玛老师那里得知我已经下撤了。我不想我的这个决定对别的队员产生任何影响。

　　记者：有人说，你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放弃登顶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李伟文：我也从网上看到了这种说法，我不清楚消息来源于何处，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大约中午12点多，我开始从第二台阶(8750米)下撤，晚上9点左右到达7790米的C5营地。如果体力不支，怎么可能在合理的时间段内撤到C5营地？如果体力不支，我更不可能一直撤到C5营地而不呆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等待救援。下撤到7790米营地后，我猜想其他队员可能很快要回来，因此又收拾好帐篷，帮助他们铺好睡袋。如果体力不支，就算我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气啊。

　　记者：放弃登顶，总会有点遗憾吧，你能说说当时的详细情况么？

　　李伟文：说遗憾，确实有。但我要说明，决定下撤的那一刻，我没有什么遗憾。这里有客观原因，第一，集训期间，因为单位有事，我留在深圳大学没到北京怀柔参加封闭集训。虽然在学校自己也每天锻炼，但自己锻炼毕竟和有教练的集训不同。我的行进速度确实比A组其他队员慢；第二，我不大习惯走夜路，冲击峰顶，偏偏是在半夜出发，因此我落在了大队后面；第三，在攀登第二台阶时，我和大部队之间插进了6、7名其他登山队的队员，又耽搁不少时间。和大部队相差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王勇峰总指挥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我下午1点下撤。和我的夏尔巴(协作队员)经过简单商量，我平静地接受了下撤的指令。

　　记者：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能拒绝下撤，继续冲顶呢？

　　李伟文；登山需要遵守纪律，我也是个守纪律的人。说来话长，那天半夜从8300米出发冲顶的时候，我虽然逐渐被落下了，但我仍然能够看到梁群他们的头灯在前面闪烁，可见落下的距离并不很远。时间的耽搁，主要在第二台阶前。出发前，我对第二台阶的“塞车”思想准备不充分，我在想，恐怕得有几十人，才能造成“塞车”，没想到，到了第二台阶前面，就那么六七个人，也会造成“塞车”！

　　原因？跨越第二台阶特别难，平均计算，每位登山者所需时间大约是20分钟，因为我走夜路慢，中韩登山队有大约6、7个人刚好插在了我和大部队之间，结果，就那么六七个人，就让我在第二台阶前面等候了2个多小时。

　　记者：你没有和人家说说，你的大部队在前面，能不能“夹个塞”？

　　李伟文：不行。登山的惯例是先来先登顶，除非你提出救援。而且，一旦我提出这个要求，就必须是两个人同时“夹进去”———我和我的夏尔巴。没办法，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梁群他们慢慢走远。

　　记者：你是这时候决定放弃的？

　　李伟文：还不是。登山的总指挥是王勇峰老师，他坐镇7028米指挥。王老师用对讲机和我通话的时候，我看了表，是上午9点多，他问“你在哪里？”，我说“我刚到第二台阶。”那时候，我对通过第二台阶所需的时间还缺乏了解。王总指挥说：“那好，不管你走到哪里，到了下午1点，你都要开始下撤”。我一想，如果我十点多钟能够跨越第二台阶，登顶应该问题不大……没想到，从9点开始，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11点40分，我才开始攀登第二台阶，12点多，我们登上了第二台阶。这时候，王总指挥又来询问了，我说“刚刚登上第二台阶”，总指挥一听，“那好，你不要再走了，准备下撤吧！”

　　我问了问我的夏尔巴，他说：跨越第二台阶之后，他冲顶需要两三小时，我一想，我的体力无法与夏尔巴相比，那我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登上顶峰，于是我决定服从命令，开始下撤。

　　嗨，有人说我非常理性，但这两天我又开始后悔了，我在想：服从命令是对的，但那么快就下撤，是不是太仓促了？我是不是应该打开对讲机，征求一下登山队长尼玛老师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还有，当时如果有台摄像机跟着，让王老师看看我的步伐和状态，他就不会让我下撤了。不过，对我来说，跨越珠峰第二台阶，对我来说已经是新高度了，我站在了自己从未达到的高度上，这一次有遗憾，但也够了。

　　两人有七个手指头冻伤

　　记者：你们会不会再次攀登珠峰？

　　梁群：有可能———如果去，我希望从南坡试试。

　　李伟文：我么，有机会的话当然还要从北坡试试。

　　记者：这次攀登，是不是也有遗憾？

　　李伟文：惟一的遗憾，就是两个人的手指都有较严重的冻伤。

　　梁群(用裹着纱布的右手抚摸着李伟文的头发)：是的，两个人有七个手指头冻伤，这是惟一的遗憾了。

　　记者：有点后悔么？

　　李伟文：刚开始知道手指末端冻伤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沮丧、后悔的感觉。我说过的，对业余登山者来说，攀登珠峰，能够平安回来就是一大胜利。不过，这些日子天天在医院“煎熬”，脑子里总在惦记着下一步治疗方案的事，老实说，这才有点懊恼。两个人，七个手指头的末端冻伤，损失大吗？当然不算很大，但如果没有这点伤，那不是更好么！

　　没有刻意追求什么“第一”

　　记者：网上有消息说，你是登上珠峰的中国汉族第一女性？

　　梁群：不对，我不是第一。台湾有两位妇女———如果她们不是高山族同胞的话，应该也是汉族女性吧？很可惜，台湾两位女同胞中的一位，不慎在下撤途中滑坠身亡。因此，我只能算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登上珠峰的汉族妇女”。

　　记者：那么你们应该是中国大陆第一对攀登珠峰的夫妻了？

　　李伟文：也不是，在我们之前，西藏登山队的一对藏族夫妇登上了珠峰。而且，我没有登上峰顶，因此，严格说我们只能算是汉族中攀登高度最高的夫妇。

　　深圳大学朋友：那你们至少应该算中国高校第一高度的教工夫妇了！

　　梁群(莞尔一笑)：加上那么多“定语”，总能找到个“第一”，实在找不到了，至少我们是攀登珠峰的“深圳第一”吧，但那并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

　　记者：为什么你们不在乎这个第一呢？登山之前，你们没去查查资料？

　　梁群：我们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个第一，因此也就没有特意去查找这方面的资料。不过，为纪念攀登珠峰五十周年，前不久，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山野》杂志专门出了纪念集，我们到了珠峰大本营，刚好看到，这才知道，1995年就有斯洛文尼亚的一对夫妇登上了珠峰；在中国，一对藏族夫妇也于1999年登顶成功了。

　　记者：没办法，我们做记者的，特别喜欢打听这个。

　　梁群(爽朗大笑)：不管是做“中国高校第一对攀登珠峰的教师”，还是做“中国大陆汉族的第一高度家庭”，只要你做了第一，这个纪录就很容易被人打破的呀！

　　深圳大学朋友：无论如何，你们为深圳大学在中国拿到了“第一”，你们的这次攀登，给全校师生带来了多大的鼓舞呀！多少次形势报告会，多少次思想动员，都不如你们俩人的攀登珠峰给大家带来的鼓舞和振奋多。学生们可激动呢……荣誉感，凝聚力，你们这次给学校做出的贡献太大了！

　　梁、李(异口同声)：这是真的吗？你们该不是在安慰我们吧？(在得知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之后)如果能有这样一点效果，我们的内心也能感觉安慰些了。要不然，这么长时间没去学校，我们早就积攒了一堆的歉疚了。

　　记者：梁群攀登珠峰成功，或许会引发各地高校师生的登山热情呢？

　　梁群：我想说，攀登雪山，确实有危险。同是登山，老师和同学也有许多不同，经费、时间、考虑问题的成熟度，年龄大一些总归有优势。特别是我们这一次，有企业赞助，集训了较长时间。中国登山协会和西藏登山协会也给了我们巨大帮助，我们自己的准备也比较充分。因此，我欢迎有更多的爱好者能够加入登山队伍，也希望大家注意适应性训练，注意汲取登山的经验和教训。

　　共同体验登山的乐趣

　　记者：能否简单说说你和梁群的经历？

　　李伟文：我们的爱好相似，经历也非常相似，我和梁群都是1990年从深圳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就留校教课。2000年开始一起登山。

　　记者：能否请你再说说，你感觉登山的乐趣主要在哪里？

　　李伟文：登山运动，与一般的体育运动有很多不同。我自己的体会是，第一，亲近自然。人，来自于自然。登山过程中，人在拥抱大山的同时，必然要拥抱自然，那种感觉好极了，这大约是人的天性。第二，挑战自我。克服困难，攀登到新的高度，对自己当然是一种挑战，我会有兴奋感。第三，登山的一班人，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登山。爱好者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除了登山这个目的，他们没有其他的利益冲突和相互矛盾。人际关系简单，我们喜欢。

　　你看到了，刚才给我们送神州行手机卡的，是北京登山协会的会长，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此次进京，他到首都机场接我们，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就天天来看望我们。才认识十多天，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不用说，如果他今后到了深圳，我们也会这样待他，绝对没有二话的！

　　梁群：我们喜欢平淡，也希望平淡。我们喜欢回归自然，也喜欢回归自然的生活。因此请你不要把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经历都曝光，谢谢了。

　　记者：哪里哪里，我应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接受采访。另外，如果医生许可，我希望开车领着你们遛出医院去“打打牙祭”，喝喝广东的汤———如果你们喜欢，医生许可，我也可以开车送你们到北京香山———登一下“鬼见愁”，海拔500多米，但愿你们不要嫌弃她太“小儿科”！

　　梁、李：哪里哪里，我们应该谢谢你。

　　哈哈，哈哈……李、梁夫妇爽朗的笑声，从病房中飘了出去，飘得很远很远。

　　李伟文、梁群病情简介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任、北京医学会烧伤学会副主任委员、教授级主任医师张国安，仔细介绍了李、梁二人的病情。据悉，李伟文的左手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共三个手指)的末节(手指的最后一节，俗称“手指头”)，为四度冻伤(一度最轻)。梁群，左右两手的中指、食指的“末节”，有深度冻伤(共四个手指)。另外，梁群几个手指的“中节”部分亦有二至三度冻伤，并曾有黑死痂皮出现。经积水潭医院全力诊治，梁群手指的中节部分，目前血液循环已有所恢复。院方正积极采取各种办法，力求避免施行截指手术。不过，张主任也坦率指出：“在全力争取最好结果的同时，也要请关心李、梁的广东读者有个心理准备：“我们不能排除最后施行截指手术的可能。”图：

　　梁群、李伟文夫妇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冻伤的手指。薛英忠、狄文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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