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斗胆上书给朱镕基总理，倾吐自己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苦恼与思索，从基层干部的独特一角撩开了一个庞大群体某些长期被遮蔽的实况。朱总理在李昌平的长篇书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一时间，李昌平被大众媒体推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向总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不久，《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问世，更使他在海内外博得了更多的知音和声誉。

　　这位创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一部传奇的李昌平，尽管离乡进京已快两年，但仍不断有基层干部和农民兄弟打听他的萍踪和心迹。 应编辑部之约，寓居京城的李昌平抽出5月10日、11日双休日，百感交集笔走龙蛇，洋洋万言一气呵成。从他专门挥写的长篇自述里，我们笃信不疑，这颗昨夜的星辰依然闪烁，进京仍为“三农”谋，位卑未敢忘忧国。相信关注“三农”的读者会从中感动着他的感动，沉思着他的沉思。

　　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很多基层干部很关心我的近况，我听说后真的好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事，正所谓“和尚不亲帽儿亲嘛”！我也一样，虽然离开了乡镇，但一直关注着农村改革，关注着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命运。半月谈杂志社的朋友们要我和千千万万的乡村干部说点什么，我想了很久，就把我的近况向朋友们作一个汇报吧！我到北京快两年了，很多朋友担心我会“变质”，这篇自述就算我对朋友们的一个“交代”。

　　《我向总理说实话》在改变了他人的同时，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0年3月给朱总理的一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年9月，我遗憾地辞职南下广东打工，翌年9月又北上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打工。2002年6月，中国改革杂志社办了《中国改革农村版》，这是为农民办、农民自己办的杂志。

　　不当干部了，开始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了四平八稳的感觉，没有了优越感。现在习惯了，觉得打工还真不错，没有了“明知故犯”的侥幸，没有了“一票否决”的压力，没有了“左右逢源”的无奈，没有了“装腔作势”的跋扈……离开乡镇工作岗位后，特别是到北京后，我发现很多搞“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其实不是很了解“三农”，我想我应该写一些东西给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1月问世了。

　　《我向总理说实话》打动了很多人。不仅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或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些进了城成为城市人甚至几代城市人的人，他们的感动丝毫也不亚于农民。《我向总理说实话》同样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很多生活在城里的人，原来因城里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想当然地认为，农村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从《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感悟到了城市繁荣背后的东西，他们开始关注他们视线以外的农村，开始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中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后，我的信件多了起来，现在每天30多封；电话多了起来，每天50多个；来访的人多了起来，每天20多人。中国改革杂志社不得不给我安排两名助手，专门帮我处理信件和电话，但还是处理不过来。我每天都要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接待来访的人，杂志社请了一名律师代我全天候接待。

　　那些千里迢迢来北京上访的人，他们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更多的人只是说给我听听，只是想见到我。我仔细地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受屈的身心，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他们中间90%的人我是无能为力给予帮助的，当我告诉他们我无能为力，并希望他们不要上访，希望他们“记忆过去，藏在心里，面向未来，重新开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但他们临走时都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惟一的一位认真倾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就特别地无奈和难过。

　　我曾晚上误入荒郊野林踩着了几个上访露宿者，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

　　北京的一处火车站，是进北京上访者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上访的人自己称之为“上访村”。我的心常常连着这处火车站。那里有三五元住一晚的“旅馆”，夏天，住不起“旅馆”的人就栖身在树林里，不少人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不得不在身上盖上厚厚的一层沙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访村”看望一个人，误入他们的“掩体区”，踩着了几个上访者，把我吓了个半死。

　　在上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上访户，他们靠“打工”或乞讨来维持他们的上访，最长的上访户上访了42年。很多上访户想回去，但他们回不去了：他们担心回去后受到打击报复，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至于被驻北京的地方便衣警察抓回家拘留的就更多了，很多人因此走上终身上访之路。

　　在我认识的上访人中，想回家而怕受到打击报复的，我都给当地的乡长书记写信和打电话，希望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善待那些可怜的上访者，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不少乡村干部都能给我“面子”，我很感激那些给我“面子”的乡村干部，我们由此成为好朋友了。河北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给了我“面子”后，来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老李啊！现在的刁民这么多，动不动就到北京来告状，有些问题我们乡干部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乡干部难当啊！这苦水只有跟你吐啊！”是啊！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来到了北京还得靠下面解决，下面又说解决不了，长此下去该如何啊！？上访的人虽然无助，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能很快融入“上访村”，很快能团结起来。200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上访村”打来的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去他指定的地点，那语气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和我见面的有三个人，都是“上访村”的人。他们急切地告诉我，将在后天采取行动，以抗议信访部门的不作为。我大惊失色，转而伤心落泪起来，我对他们说：来北京上访的人，都是一些无助的可怜人，都是一些有冤在身的穷苦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家人，你们不能带这些人走上绝路啊！

　　“上访村”常常引发我很多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2000多部法律，农村乡一级有了法庭，但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上访本来是合法的，但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对上访者采取拘留、关押的非常手段，这会不会造成上访者走极端呢？无数的上访者捍卫100元的权利，却要付出10000元的代价，逼得很多的受害者成为肇事者，维权者成为犯法者。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尊重弱者的权利，让我们来一次和解运动吧！”

　　法律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

　　去年的夏天，我收到福建南平一个农村学生的信，信中说他的父亲开着农用车在上坡时与迎面而来的公安车相撞，明明是公安酒后开车并违章驾驶，可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他父亲违章还要承担赔偿。这名学生全家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道可言，有理无处说。他在信的最后说，当我收到他的信时，他的全家可能都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接到这样的信，是很难受和很难处理的。好在我曾经报道过“南平经验”，和南平市的主要领导比较熟悉，情况迅速反馈到南平，南平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与校方取得联系，在多方努力下，及时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南平的这一起事件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但更多的事无法得到处理。在我每天见到的弱者中，遭受掌握公权者欺负的事情还是比较多见的，甚至有不少法官也公权私用。面对公权的私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靠“人”来纠正。假如普通的老百姓有能力纠正公权的私用，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但大量的公权私用要靠很少的有更大权力的领导来纠正，这种机会太少了，弱者付出的成本也太高了。

　　在河南的一个乡中学，有一个农民的孩子失手把一个乡长的孩子打成轻微伤，乡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个不满16岁的农民孩子送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这个孩子的生殖器被人割了。孩子全家开始了抗争。可是，这个农民的孩子在讨回公道的路上已经耗费了全家人3年的时间和家里所有的家当，这个农民孩子的姐姐在为弟弟讨公道的过程中遭人暗算也付出了无价的代价。可是，3年过去了，官司一审打到二审，二审再到重审，维权之路是那样的漫长，希望是那样的渺茫。好多的时候我都劝那些有理无力再打官司的人们放弃，所谓“君子维权，十年不晚”。我知道我的话是屁话，让那些贫困的人特失望，但我知道如果我鼓励他们抗争下去，那些人的一生将就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所耗尽。

　　我常常想，法律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比较容易利用法律和司法机制去剥夺和阻止穷人平等使用或不得不放弃使用法律的权力，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怎样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法啊！就像降妖除魔的宝剑，有权的和有钱的人都可以佩带，惟独穷人无权无钱佩带。假如有权的和有钱的人成为妖魔，穷人就只能千里迢迢去上访，农民上访说明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千万不能让农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呀！

　　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天下的农民工何时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啊

　　在北京有300多万农民工，他们中不少人看过《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来，我认识了民工中的很多人，他们都拿我当兄弟、亲人，我有机会更彻底地了解他们。农民工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月工资在500元左右，500元要吃饭、穿衣、住房、看病、办各种证明，还要支付通讯交通费用，能有多少钱带回家呢？特别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工，他们必须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5元以内，每天吃饭只花二三元钱，很多人生病了只能扛着。

　　有一天，我呼叫一个做保洁工作的河南农民工兄弟给我“搬家”，他叫李虎，我叫他老虎。在搬一箱子书上四楼的时候，我发现老虎有些摇摇晃晃，赶紧要他停下来，一问才知道他感冒发烧好几天了。我要送老虎去医院挂点滴，他坚决反对。我问老虎一年可以给家里寄多少钱，他说每月先给家里寄400元，自己手里留100多元。我问那怎么够用呀？老虎说，在城里没钱也能活，一个人在外肯使力气、脸皮厚一点绝对饿不死，但家里上有老的下有小的，光两个孩子读书每年就要2000多元，家里人没有钱用，过年回家那脸往哪里放？我问老虎想没想过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来，老虎说想过，也到民工子弟学校打听过，老虎说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尽管比政府的学校收费低，但比家乡的学校收费要高，而且还不长久，经常有被取缔的危险。老虎说，想也是白想。

　　《我向总理说实话》是讲述农民在农村的生存状况的。我在同农民工的交往中，常常思考一些问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30年后，75%的人口要生活在城市。但是现在的城市人越来越封闭了，将城市看成是他们的，放开了户口，却将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失业保障等公共品守得死死的，不让农民工分享，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城市化目标能实现吗？劳动是生存的需要，劳动是辛苦的，劳动也是快乐的。但是，农民工的劳动除了辛苦，快乐在哪里呢？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光荣，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繁荣，可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啊！我经常告诫自己，应该为农民工做些什么。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了另一个河南打工仔孙恒，他演唱的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打工光荣》特别让我感动。他的歌声对我而言就像夏日的清风，我紧接着的反应是孙恒代表了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农民工需要孙恒，劳动者需要孙恒，我应该为孙恒们做点什么。我和孙恒成了好朋友。没有多久，孙恒有了自己的农民工演出团，有了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团结起来讨工钱》，有了相声《京漂族》，有了小品《月英的故事》，有了他们的舞蹈队和乐队。农民工演出团的成员都是全国各地在北京的打工仔、打工妹和农民工的孩子。我多次观看农民工演出团为农民工义务演出，农民工观看演出时的笑声、哭声、叫声、歌声，让我感受到了劳动者被压抑而渴望伸张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农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那该多好啊！

　　只有大学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农民和工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脱离工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我多次应邀到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演讲，北京许多高校我都去过了，中国人民大学我去了5次。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关心“三农”问题。我很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领导支持我和我的同事刘老石、邱建生同全国73所大学的“三农”社团建立了联系，我们每年动员数以千计的学生参与“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活动，并为那些无钱回家的学生提供回家支农调查的路费。我在高校中的朋友数以万计，源源不断地接到全国高校学生社团请我演讲的信函，如果能成行，演讲可以安排大半年。过去的大学生，对“三农”问题是不屑一顾的，如今，“三农”问题在大学里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如此，学生关心“三农”问题还落实到了行动上，北师大的“农民之子”社团组织大学生为北京郊区的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提供义务支教，几年如一日；中国人民大学的“陶行知研究会”的同学，在全国几百所农村小学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全国的100个村庄提供长期的服务；中国政法大学的社团，坚持周六和周日接待上访的农民，为上访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南开大学“三农学社”每年组织数百名学生深入农村和城市农民工居住区，宣传法律知识，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受到农民和农民工的喜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开始将视线转向农民，参加大学生支农调查的清华、北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了，每年都有好几篇优秀调查报告出自清华、北大学生之手。

　　这么多的大学生关注“三农”问题，让我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我去印度克拉拉邦时，印度很多高校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1/3的时间同农民工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我说，农村是一所大学校，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大有可为。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吗？是的，克拉拉的大学老师说，毛的思想符合印度的实际。我常想，难道毛主席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了吗？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只有大学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农民和工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脱离工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半月谈杂志编辑：王新亚 周清印）（来源：半月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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