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时间换空间马龙生

　　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京城‘性骚扰’第一案”，6月3日开庭审理。在法庭上，被骚扰者雷曼向法庭提交了部分证明材料，而被告代理律师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材料。6月5日，此案又起变故，被告焦某向海淀法院以名誉侵权提出反诉，法院也已受理；6月6日，原告雷曼又在家中向来自全国二十多家媒体公布了50多份书证和录音证据，希望通过媒体报道

来寻找出庭证人。

　　别看双方都是剑拔弩张、信心十足的样子，但实际上却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从现象上来看，雷曼在家里举办小型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展示自己收集的证据，好像更主动一些，如果官司打赢了，这些行为当然顺理成章；可如果法庭没有认定“性骚扰”，自己向新闻界发表的、对被告不利的偏激言论，无疑对被告形成了侵权。至于被告一方，谁都看得出来，反诉其实只是一个以攻为守的本能反应，是一种“否认原告一切指控，静观对手证据不足”后，再“顺便”咬上对方一口的唯一对策。因为，要证明自己没有对原告进行性骚扰，这样的证据似乎更不容易寻到。

　　我以为，此案的全部过程，同样可视为“里程碑”式的。

　　一是事件本身的强烈悬念。用司法手段解决性骚扰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胜诉的先例。许多人在对原告的勇气表示赞赏的同时，也对她能否胜诉表示了担心———毕竟，性骚扰案取证太难了。发生在西安的首例性骚扰索赔案，就是因为不能收集到有利的证据而败诉的。

　　二是事件的社会意义。性骚扰无论从法律、道德、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来说，都还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地带”。法律，对此处于“管与不管”之间；道德，对这种事又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社会生活中，又因将隐私公之于众，日后无论胜诉与否，都将面临社会中人异样的眼光，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社会的文明进程，权利意识的觉醒，又让越来越多的当事者不甘于在“边缘”中忍气吞声。这种“争取空间”的努力，在目前极具现实意义，人们能不关注吗？

　　三是事件的司法实践意义。打官司打的是证据，这一般人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证据才是可以被法庭采信的有效证据？别说当事人，就是律师恐怕也心里没底。证据确认，法条依据，裁量掌控甚至审判程序，都是今后类似案件不可多得的“参考蓝本”。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京城性骚扰第一案”审出突破性结局，目前看好像还不现实。但是，只要更多的当事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各地法院更多接受这样的挑战。告的人多了，类似的案审多了，突破性结局肯定会出现。以时间换空间，也许是性骚扰案最现实的解决之道。（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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