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粮食收购价格

　　放开粮食购销市场

　　调整粮食补贴方式

　　来安县植物油厂前的收购牌上写着：收购菜籽，1.16—1.18元。粮改让油厂面临了“生存危机”。“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一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从1985年开始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历经20年推进演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本月1日，在来安、天长两个试点县市的基础上，安徽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实行“两放开，一调整”。

　　所谓“两放开”，就是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不再按“保护价”收购余粮，实行随行就市收购；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支持和鼓励各类经营者参与粮食收购和经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按市场价收购农民余粮，与其他粮食经营者公开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一调整”就是调整粮食补贴方式，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使农民得到的间接补贴，直接补给农民。有专家认为，发生在安徽的这场改革是颠覆性的，它标志着我国粮食体制正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相对其他经济领域，这场“滞后”的粮改工作对中国农业政策、农业结构，对中国农民、对中国改革带来的影响，或许会在将来显示出它巨大的力量，意义深远。

　　取消“保护价”农民实惠多

　　从“暗补”变为“明补”，农民直接受益，种优质粮积极性大大提高

　　6月5日，安徽省来安县，天气晴好，马路上到处堆放着刚收割下来的小麦，来往的汽车碾过，腾起黄色的烟雾。

　　邵集乡鱼塘村村民陈春苹站在自家院里忙碌着，竹箩里装满了黑色的油菜籽，顺风一扬，油菜籽飘然落下，地上，筛好的菜籽已经堆得像座小山了。院角，她的丈夫翁文礼正在往麻袋里装晒好的小麦。

　　翁文礼说，他家一共有12亩地，今年小麦和油菜各种了3亩，剩下的6亩地都是水田，准备种水稻。

　　虽然小麦和油菜籽都已晒好，但翁文礼并不急着卖，他说要再等一等，看谁的价出得好，再考虑卖给谁。

　　翁文礼所说的“谁”指的是粮食经营者，这既包括粮食收购主渠道的各级国有粮站，也包括持有粮食收购证的各路收粮个体户。

　　翁文礼说，前后已经来过3个收粮户了，都抢着要收他的粮食。

　　村支书翁义俊介绍，仅鱼塘村，就有好几名收粮个体户。这些个体户都是上门收购，服务态度好，足斤足两。更重要的是方便，你喝着茶，他们就帮你把粮食上秤、装袋，一条龙服务。

　　“我们都不愿意卖给粮站，粮站过去把形象搞坏了，现在大家都不相信他们。”一位村民说。

　　安徽来安县是粮改试点地区，农民陈春苹正在院子里筛油菜籽。现在，农民不管卖粮还是卖经济作物，都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

　　翁文礼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以前卖粮简直就是受罪，自己得先把粮食晒好，装袋，雇车拉到粮站。因为只能卖给粮站，等着卖粮的人就多，有时在太阳底下一等就是两三天。好不容易排到你了，陪着笑脸走上去，心却提到嗓子眼。粮站的人用粮扦子一捅，查一下质量，说过关了，这心才慢慢地放下了；要说你的粮水分大、杂质多，不肯收，那一份急火攻心啊，翁文礼比划着，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

　　鱼塘村村支书翁义俊说，农民对粮站的不满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粮站收“人情粮”，把一等粮当成二等粮收，因为当时收粮的“只此一家”，什么都由他们说了算。粮站如果找借口压价，农民也只能吃哑巴亏。

　　令翁义俊们高兴的是，“现在再也不用受那份气了”，从去年9月开始的粮食购销体制试点改革，让来安县的农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单就“卖粮”来说，由于允许个体户参与粮食的收购与经营，国有粮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竞争，各级粮站也主动放下架子，上门收粮，微笑服务。邵集乡粮站副经理张有才告诉记者：“服务肯定不一样了，以前是铁饭碗，坐站收粮，现在不同了，你不收，人家去收，所以现在有农民打电话来，我们也上门去收。”这让农民感觉自己“一下子从地上到了天上”。

　　来安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陈金诚说，前一段安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到来安，想拍一些农民排队卖粮的镜头，但根本拍不到。“这样的大场面或许在其他农村还有，可在来安根本看不到了”。

　　消失的卖粮长队

　　允许收粮个体户和粮站抢食，农民待价而沽，感觉“从地上到了天上”

　　允许个体户参与粮食收购和经营，只是安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方面，而这次改革更为核心的部分，则是取消粮食的“保护价”，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使农民得到的间接补助，直接补给农民，也就是将“暗补”变为“明补”。这被认为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

　　“暗补”变为“明补”（“直补”）的好处在哪里呢？来安县邵集乡乡长俞德贵说，“它能让农民百分之百地受益。”

　　俞德贵认为，对农民进行“明补”，就是彻底打破了粮食系统的垄断。原来的粮食“保护价”保护的是粮食系统的利益，而现在保护的则是农民的利益。

　　据了解，所谓“保护价”是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而确立的高于市场价的粮食价格，并规定粮食部门在收购粮食时不能低于“保护价”。在安徽一些基层粮站的墙壁上，也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农民兄弟不用怕，国家有个保护价”。

　　然而，这个“保护价”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让农民满意。俞德贵说，在以前的体制下，国家每年都要下拨巨额的粮食风险基金，用于补贴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价，但这笔基金并未直接拨到农民手中，而是下拨到粮食系统，再由粮食系统以“保护价”购买农民余粮的方式补贴给农民。但这样一来，由于流通环节的复杂性，真正到农民手里的钱并不多。

　　来安县政府的一位官员认为，这笔钱绝大多数在粮食系统的中间环节运转中消失了。这位官员说，粮食系统在体制下是人们削尖了脑袋都想进的好单位，看看他们的办公环境、车辆和福利就知道了。每年粮站收粮，都会以种种名目克扣农民，国家下拨的钱转来转去，实际到农民手上的并不多。

　　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戴克柱则算过一笔账：安徽省财政部门每年共需要支付给粮食流通环节40亿元，但农民却只能得到4亿元的好处，也就是说，近36亿元应该支付给农民的补贴，都在流通环节中消失了。

　　但新的粮食补贴方式却可以将这流失的36亿元都补给农民。

　　以来安县为例，农民按土地的多少来核定补贴，而且是现金交易，财政所当场兑现。

　　40岁的杨定保是来安县邵集乡姚塘村农民，全家3口人、3亩地。他的一个亲戚进城打工，又转包给了他8亩地。

　　改革前，杨定保种地马马虎虎，收成凑凑合合，然而去年开始的“直补”改革使杨定保来了精神。他一盘算，能得补贴212元。“你千万别嫌它少，那是现金啊！212元可以买6包够施6亩地的配方肥，还可以买1袋够种4亩油菜的皖油18油菜种，接近我过去一年农田投资的一半。有了‘直补’，我就敢种些高效品种了。”

　　按粮改的精神，农民只要种地，不管地里种什么，不管是粮食还是经济作物，都能拿到补贴。杨定保在11亩土地上种上一季稻、一季油菜，其余的全种上绿油油的芦蒿。

　　一年下来，杨定保眉飞色舞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卖了3500公斤优质水稻，挣了3500元；150公斤油菜籽，挣回270元；1500公斤小麦挣1380元；种1亩多芦蒿挣1000元；再加上国家给的补贴212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直补’后我一年比以前多挣了2587元。”

　　杨定保欣喜地说：“多挣钱我高兴，粮食卖得顺畅我更舒心。”

　　渔塘村的翁文礼去年卖粮2420公斤，拿到了266·2元的补贴。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感受是“这田还能种，上面的政策对老百姓有好处，农民得到的实惠要比以前大一点”。

　　在粮食实行“保护价”的时候，农民不管种多么优质的粮食品种，销售价格都不能高过“保护价”，这就打击了农民种优质粮的积极性。而试点改革后，取消了“保护价”，粮食售价随市场走，优质优价，这就极大提高了农民种优质品种的积极性。来安县邵集乡俞德贵乡长说，改革前农民种“丰两优”优质稻种的只占全乡水稻面积的10％，而改革后，仅2002年，“丰两优”就占了一半以上。俞德贵说，现在“丰两优”的种子非常紧俏，不走后门甚至买不到。

　　一直不温不火的种子公司现在成了“香饽饽”，来安县皖东丰乐种业公司总经理陶平说，种业公司去年引进了30万公斤优质稻种，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了。

　　而来安县资料显示，仅去年一年，全县“丰两优一号”优质水稻由上年的5万亩发展到30多万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70％。粮食部门收购1·05亿公斤，每公斤高于常规品种0·1元，合计增收1050万元，农民人均增收27元。2002年秋种，全县4000多亩抛荒地重新种上小麦或油菜等农作物。

　　粮食系统的阵痛

　　米厂、植物油厂大幅裁员，粮站深切感受生存危机

　　粮改让农民叫好，但粮食系统却经历了一场阵痛。“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对我们粮食部门影响最大，冲击最大。”来安县粮食局局长顾春林说。

　　按顾春林的说法，因为粮食“保护价”的取消，国家下拨的粮食风险基金由财政发放，不再由粮食系统支配，来安县粮食局感到的是忧虑和压力。

　　这种压力已经体现了出来。据了解，来安县粮食系统原来有2563人，现在已经裁了1300人，一下子减了一半人。

　　来安县米厂阮金龙厂长对前景也是忧心忡忡。阮厂长说，现在米厂从原来的178人裁减到现在的45人，基本是一个人干原来三个人的活，劳动强度很大，工资却不能挂钩。

　　来安米厂加工的是普通袋装大米，主要销往广东、福建等地。“以前我们自己搞，当然挣钱，但现在个体户都可以开米厂，我们竞争不过人家。”阮厂长说：“一斤稻谷，米厂赚一分五厘都不能做，因为会亏钱，而个体户只赚五厘钱都肯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存在着退休老人的问题，存在过重的电费成本、土地房产税等问题，但个体户却没这些顾虑。”

　　阮厂长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粮食企业并没有摆脱困境的好办法，“只能面向市场，市场好就能生存，市场不好就要倒闭。”

　　与来安米厂相距不远的来安县植物油厂以前是县里有名的好企业，但在这次改革中也裁掉了近一半人员。记者在油厂大门前看到了一个木牌写着：“收购菜籽：1·16—1·18元”。油厂一位姓张的保安说，这个价根本买不到（菜籽），由于今年油菜减产，油菜籽非常紧俏，油厂要专门组织人员到农民家里收，有的农民还不卖。

　　骑三轮摩托的王全（音）百无聊赖地坐在油厂门前等客。他去年还是油厂的职工，后来在裁员时回了家。而姓张的保安则告诉记者，8月份以后油厂如果没有可加工的原料就要停产，他也要另谋生计了。

　　不仅是米厂与油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农民售粮关系最密切的各级粮站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在来安县共有200多个体粮贩活跃在乡间地头，而距来安县仅60多公里的南京浦口，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收粮大户坐镇收粮。

　　来安县一位乡干部告诉记者，现在来安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个体户和粮站谁都不愿先亮“底牌”，比如你刚亮出小麦每公斤1元钱的价格，别人可能就立即涨到1·1元，粮食哗地一下就流到出价高的那家去了。价格战的同时，还是一场“心理战”和“耐力战”。

　　不过，来安县邵集乡粮站的孙新武经理并不认同个体户大抢市场的说法。他说，从目前来看，粮食的大头还是流向主渠道的。“我们资多雄厚，仓储好，个体户没有大的资金，没有仓储，竞争不过我们。”

　　话虽这样说，但孙新武也承认市场竞争使粮站感到“很有压力”。他认为，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坐等收粮了，要想收上粮食，“当大爷是不行了”。为此，粮站给每个职工都定了任务，经理、副经理每人收购油菜籽的任务是6万公斤，一般职工是4万公斤。

　　邵集乡乡长俞德贵说，初步统计，邵集乡个体户收的粮食大约能占到农民卖粮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估计全县的情况也差不多。俞德贵认为，随着改革的进展，个体户将来收粮的数量可能会更多。

　　对于粮食企业的前景，来安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作为最后的垄断行业之一，粮食系统有可能像农村供销社一样最终解体。现在这样说或许为时尚早，但不容置疑的是，经历改革的粮食系统已经开始了阵痛，就看它能不能挺过去了。

　　邵集粮站副经理张有才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妻子苏学萍原来也是粮站职工，去年买断工龄后下岗，头脑活络的张有才就以妻子的名义办了个体粮食收购点。如今，他白天在粮站干活，下班后，他就坐在自家开的粮食收购点等候收粮。

　　粮改：从“计划”走向“市场”

　　专家认为，这是对几十年来国家粮食购销体制的颠覆，将对国家宏观农业政策、农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来安，官员们宣传这次粮食购销试点改革时，总爱把农民能获得多少实惠挂在嘴边。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问题专家朱文根研究员则认为，这一看似简单的变动，表面上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方式的调整，背后却蕴含着极大的深意。

　　“这应归结为‘市场’的胜利、‘计划’的失利。”朱文根说，“‘直补’改革破除了粮食购销市场的政策壁垒，打造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能实现粮食购销市场的有效运转。”

　　来安县距离当年“大包干”的始发地凤阳不远，都属于滁州市。有专家认为，这次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意义完全可以与当年的“大包干”相提并论。所不同的是，“大包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由地方兴起，最后由中央认可；而这次购销体制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首先有了改革的思路，并在安徽进行试点，继而向更大范围内推广。

　　曾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成贵博士认为，国家实行粮食“保护价”收购的方案，简单的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权力收归国有，实际上造成了粮食流通主体的单一。他说：“这几年的粮改经历说明，市场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还是只能通过市场化的思路来解决，否则，会使问题越来越多，带来体制的僵硬性、高费用和低效率。”

　　应该说，来安的试点改革已完全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粮食购销空前活跃，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民实现了种植自主权，开始自发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来安县渔塘村村支书翁义俊说，改革前，农民只有卖粮，而且只有卖给国有粮站才能享受“保护价”收购。而现在，不管卖粮还是卖经济作物，都能得到国家的补贴。

　　翁义俊说，现在渔塘村除了种植优质粮食外，农民们更喜欢种植高效经济作物，比如百合、生姜、大蒜等，渔塘村现在正在积极开展订单农业，向日本等国出口经济作物。

　　而对国有粮食部门来说，这次改革除了带来压力和风险以外，还是一个机遇。按以往的政策，粮食部门在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后，还要以顺价（即要保持赢利）卖出去。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按“保护价”收粮肯定要高于市价，加上库存成本，顺价卖不出去是必然的，只能造成越来越多的亏损。而改革后，新粮可按市价收进，虽然想赚钱的话要在半年内顺价销出，这有难度，但完全有可能实现。

　　在来安县粮食系统，一些新的经营理念也开始出现：不再推陈储新、卖烂的留好的，而是边推新边储存，先把能赚钱的新粮卖出去，再等时机处理老粮。2002年粮食购销经营中，来安县粮食局不仅将新收购的3·2亿斤稻谷、1亿斤小麦、6000万斤菜籽全部顺价销出，还通过参与拍卖等办法销出了部分库存陈粮，减亏幅度超过20％。

　　一位资深经济专家认为，这次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其实质将是对几十年来国家粮食购销体制的颠覆，并将对国家宏观农业政策、农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有专家认为，时至今日，定购粮价仍低于市价，为国家公存的少量控价对象之一。但现在它已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无法绕开的课题，只有理顺关系，还粮食商品本性，才能走上粮食产销的良性循环之路。

　　改革进程中的问题

　　粮食系统抱怨“三老”问题，粮商感叹仍是“不平等竞争”

　　不容置疑的是，安徽正在进行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浮现出了许多问题与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并将改革引向深入，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

　　从财政上说，安徽省财政在补贴库存粮食的同时，又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财政两头支出，面临着双重压力。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戴克柱表示：“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难处，就是（粮食部门的）‘三老问题’。老人、老粮、老账。老账和老粮我们没钱解决，没有能力解决。”戴克柱说，粮补改革试点的天长市和来安县共库存了14亿斤粮食，现在两个地方的粮食库存成本价格高于市场价2毛钱，达到每斤7毛钱左右，为此，财政部门要支付高额的存储、利息等费用。

　　据介绍，如果库存的老粮食不处理掉，财政部门每年仍然还要支付给这两个试点地区老库存粮食利息费用补贴近8000万元，而试点同时还要支付给农民近4000万元。因此戴克柱说：“这个老粮问题不解决，整个试点工作的下一步就没有办法进行。”

　　来安县粮食局的官员也为此抱怨说，在“三老”（老人、老账、老粮）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解决途径的情况下，硬将企业推向市场是不公平的。像来安县粮食局，4亿多公斤的库存陈粮，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的，粮食企业目前是背着包袱闯市场，没有给予粮企像其他行业国有企业一样的改革机制。国家要求企业把以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和亏损用今后的经营性行为来消化，本身就是政企不分的思路。

　　来安县米厂阮金龙厂长就认为，这次粮改没有能解决企业的问题。粮食企业只是为了减员增效，就裁减了大批员工，这些人都下岗了，下岗后做什么呢？

　　在粮改中获得了合法地位的粮商们也并不都领情。一位粮商大户说，国有粮食企业在同他们一样掌握了市场主动权之外，仍然享有着种种特权。如收购粮食的足额国家贷款，私营粮商不能申请；国有粮企仍然可以管理并无偿使用由国家出资建设的仓储设施，他们则享受不到；国有粮企以往的亏损，国家继续给挂起来。他们认为，粮食是靠规模获利的产业，诸如此类的不平等竞争，是个人与进入市场的国有资本、权力的竞争，怎么能认为是合理的呢？

　　记者采访时，能明显感觉到主持此次改革的安徽省有关部门的官员对粮改讳莫如深。在省财政厅，当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一位官员答复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宣传计划，现在我们希望的是全国的粮食大户都可以来安徽参与粮食收购，至于别的方面，因为改革刚开始搞，还不成熟，所以不希望被宣传。”

　　安徽省粮食局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该局一位姓史的官员说，改革刚开始搞，很多问题、矛盾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最好再等一段时间，等成效真正出来了，再邀请记者前来报道。

　　而试点地的官员在对粮改工作乐观的同时又表现出忧虑。来安县县委书记张传权告诉记者，因为粮补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全国和全省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张传前说，这个改革确实受到农民和市场的欢迎，也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但对粮食企业来说却很难，库存的陈粮很难处理，而国家又不再拨款，仅靠县财政是难以为继的。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璧为这场改革的前景曾作过一条注脚：国家又不能从其他地方再拿一部分钱来做这项事情，这个事情只能是试点、研究，整体方案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还没有，（但）方向是对的，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史沿革

　　1953年，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1985年初，宣布取消实行30多年的粮食统一收购，实行合同定购。

　　1990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

　　1999年，国务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

　　2001年，对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粮改。

　　2002年，在安徽省和吉林省进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在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开始了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工作。（记者/胡杰）（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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