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编者按 非典型肺炎是一面镜子，清楚地折射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它爆发之后，陆续有120多个国家对中国公民的出入境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一时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得不被重新审视。在中国经济和政治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在疫情已渐缓的时刻，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刻反思一下中国外交在非典风暴中的得与失，毕竟，非典的学费我们

不能白交。本文作者庞中英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关系学者，现为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同时应邀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舍菲尔德大学等访问讲学，主要研究全球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他的观点或许能给读者一些启迪。

　　中国继续做负责任的大国

　　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在国际社会占有特殊地位的大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提高人类安全水平、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责任。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是高度负责任的，这种关键性负责后来转折性地帮助改善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果没有那次的积极表现，大概不会有这5年来良性互动的中国—东盟关系。但在非典疫情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际社会严重怀疑中国的实际疫情以及中国政府处理公共健康危机的措施，因此对非典威胁下的中国居然态度冷漠，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些互信关系因此而面临巨大考验。不久，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坦率面对严峻形势，公开承认最初对疫情处理的一些失误，再次发出了要做负责任国家的声音。此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才日趋积极。很多国家在宣布了限制措施的同时，也广泛支持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后来也都纷纷赞扬中国政府抗击非典的方式与效果。

　　非典是一面镜子，清楚地折射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的25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学习“社会化”的25年。但是，任何学习中间都有反复。这一次的非典疫情就说明，中国如今仍然处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学做“国际社会好公民”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同时，学习也是一个犯错误的过程。中国无法自外于世界，犯错误不可避免，但一旦犯了错误，能积极改正，重建与国际社会的互信，才是最重要的。

　　深化与亚洲的社会性合作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签订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但是，这一合作宣言，以及“10＋3”峰会声明并没有预料到，东亚地区不久后将陷入一场严重的致命性跨国疫病折磨中。

　　冷战后，东亚各国高度关注的仍是传统安全，诸如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的“热点”安全问题。该地区惟一讨论的地区安全的多边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也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只是到了“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后，该论坛才开始更多地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却狭隘地集中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对其他重大问题仍然讨论不够。

　　非典疫情的跨国性蔓延，是典型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从安全的角度认识它及其他类似跨国疫病，为东亚地区转换安全观念，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今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有必要更多地关注非传统安全，而且不能只关注恐怖主义问题，必须把诸如传染病等社会领域的安全、生态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等包括进来，而东亚各国在抗击非典方面进行的一些合作、协调，也为今后探索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社会合作”，创造了可能性。

　　中国正在积极寻求与东亚国家重建全面合作关系。4月29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对双方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宣言进行了有效、及时的补充。4月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非典的特别高峰会议，显示了中国“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危难时刻对东盟的穿梭访问，扭转了受到非典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使同样遭受非典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未来，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深化。

　　非典在东亚地区的密集传染、扩散，使东亚的相互依存性显露无遗。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重心不得不转到非经济的非传统安全议程上。确实，东亚地区合作不能只集中在贸易、货币、金融上，而必须包括地区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的合作。“要钱不要命”，片面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传统地区合作模式存在缺陷。健康不仅是国家目标，也是地区目标，经济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社会健康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能仅仅强调诸如自由贸易之类的东西，而必须把非经济的社会性目标列入其中。中国建议设立东亚抗击非典基金，应该说为调整东亚合作设定了新的目标。

　　再造与西方的稳固关系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上升，在国际事务上理性、务实、建设性的外交风格，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在非典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如期出席2003年“八国峰会”前的南北高峰会议，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4月中旬，法国总理拉法兰不顾非典风险如期访华，中法关系在特殊时刻获得很大进展。他带来的是希拉克总统的一封重要邀请信：希望中国参加八国峰会的会前扩大会议———南北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国审时度势，决定积极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突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任后第一次出访，就赶上了这次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高峰会议，意义非凡。中国新领导人与美国总统、欧盟领袖的会晤，有助于推动中美、中欧关系的发展。虽然中国只是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参加此次南北对话会议，但是，中国是会议的当然焦点。在这次国际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了气氛良好的会谈，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进一步加深，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预料的是，埃维昂峰会后，如何建立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稳固关系模式，将继续得到探讨。

　　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关系的上述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在国内处理非典的大背景，并非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新关系的消极因素，恰恰相反，它成为中国新领导人努力改变公共健康危机、深化改革的契机，非典成为中国再造与西方关系的一个积极因素。

　　对“全球化”的新理解

　　对具有全球影响的新型传染病非典，中国遏制它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防范类似跨国性疫病是一个巨大贡献。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这次的经验中受益。中国则可以此为开端，推动相关国际规则、国际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以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有效、成功合作为契机，加强在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5月20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规格地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再次向国际社会强调，中国已认识到全球化潮流下世界相互依存，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吴仪坚定地承诺，中国将为世界卫生组织抗击非典的全球基金承担主要的贡献。这是继续温家宝总理建议设立东亚防止非典的地区基金后，中国又一重大实际行动。本来，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已经放弃了僵化、过时的“国民经济”主权观。而这次中国最终密切与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家的合作，实际上是继加入世贸组织后灵活对待国家主权问题的又一次表现。不仅如此，中国也将对遏制跨国疾病传播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与国际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非典疫情的全球化后果、中国面对全球的要求遏制病毒扩散、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确实使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全球化新课。全球化不再是一些人以为的只是“经济全球化”，它的内涵是丰富与具体的。它不仅带来好处，同时也具有危险。中国人可以通过非典深化对全球化的认识。病毒无国界，沿着全球化的各种通道，非典危机很快蔓延到世界各地，迫使中国不得不寻求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协助。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一下子变得像世界贸易组织(WTO)那样人人皆知，中国人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健康事务上必不可少的权威。

　　在非典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交往是主权国家与全球化之间互动的最好例证。主权国家或者积极地与全球化世界有效合作，或者消极地与全球化世界无益对抗。所幸的是，经过犹豫与曲折，中国终于冲破阻力，选择了与全球化世界打交道的正确方法。

　　外交改革是世界的一个趋势

　　中国外交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日益朝着“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目标转变，但是，外交体制却没有与经济体制一样发生变动。

　　非典风暴下，中国落实了深入改革国家领导人出访礼宾仪式的规定。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出访就身体力行。虽然这是一项政府行政改革，但是，它对外交改革的意义同样重大。其实，中国新领导人可以以此为开端，改革外交体制。没有一个良好的外交体制，今后，一旦再遇到诸如非典这样的全球化危机，中国外交仍然得交付高昂学费。

　　今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外交改革是世界各国改革的一个趋势。美国国务院存在着许多问题，美国国内要求改革国务院的呼声很高，伊拉克危机中，美国国务院的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全球化、欧洲地区一体化，非传统国际问题的不断增加，欧盟各国的外交部都在探索如何革新的问题，包括重新认识外交部的使命、功能；冷战后，日本政府也提出了外交改革的目标，小泉内阁对日本外务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研究如何更新它们的外交体制。

　　中国有必要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外交改革的经验，汲取这次非典风暴的教训，早日推出外交改革，以便与国内其他改革配套，适应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东亚地区合作深化、联合国改革、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出现、人类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公民越来越走向世界的一系列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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