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确实有跟老百姓脱钩的现象，为了不让他脱钩，得拽住他，人大代表就成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根绳子！” —2003年，焦作，姚秀荣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让执法部门记住 人大的监督权”

　　焦作市有个全国闻名的人大代表七人小组，他们是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河南省人大

代表李朝义及焦作市人大代表卢靖之、赵启群、董世坤、马希方、李顺兴等。七人小组活跃了七八年，接待了2万多件次的来信、来访，监督了1000多起案件，提了400多件议案、建议等，搞得红红火火。

　　人大代表地位的提高，反映着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但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外部环境改善外，还得依靠人大代表自身的努力。焦作七人小组刚成立时，就遇到了政府及司法部门看不起人大代表的事例，最刺激人的是这样两件事：

　　修武县西村乡有个省人大代表侯凤泉，是劳动模范。1994年，侯凤泉所在村庄与别人发生经济纠纷，该案在方庄镇法庭审理，久拖不决。乡亲们跟侯凤泉说：“你是省人大代表哩，你去问问！”

　　侯凤泉就去了方庄镇法庭，问起官司的事。庭长反问：“你是谁？”侯说：“我是侯凤泉，省人大代表。”说着，掏出代表证，恭恭敬敬递给庭长。不料庭长看一眼，随手就给他撂地上了：“你这代表证，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

　　侯凤泉回来对李朝义一说，李朝义又跟姚秀荣、卢靖之等人说了，代表们非常气愤。其他人不懂法律尚可原谅，法官不懂法却不可原谅！代表们集体来到方庄镇法庭，非要庭长说说“代表证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不如一张擦屁股纸”？庭长吓坏了，死不承认说过那句话，“我要说了，出门就叫汽车撞死！”

　　另一件事，是焦作市山阳区一所小学，新买的电视机被盗了。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捕，供述该校教师张小松跟他说过学校有电视机。张遂被山阳区公安分局拘留，后因证据不足，办了取保候审。

　　1995年教师节，学校派人去山阳区人大，打听张小松到底有没有问题？区人大又派人去公安局咨询，这一问，把预审科长问恼了：“他把我告到人大了？他告我，明天就把他抓起来！” 果然，第二天张晓松又被抓走，关进了北山看守所。

　　当年，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评议公、检、法时，代表们狠狠评议了山阳区公安分局一家伙。结果，预审科长被免职，公安局派人带着礼品看望张晓松，将他放了出来。

　　卢靖之是七人小组中的“军师”，他说：“这几件事让我们思考：应该怎样提高人大及人大代表在人们、特别是在执法人员心目中的地位？思考的结果，就是不能让执法部门忘了人大的监督权，得跟他们打打交道！”

　　1996年4月，因群众反映，派出所经常有半夜三更捆人，打人，刑讯逼供等现象，卢靖之、姚秀荣就策划了一次“夜查派出所”行动，由时任《焦作日报》副总编的卢靖之制订“路线图”，姚秀荣等三名代表晚10点出发，凌晨两点回来，共查了六个派出所。

　　代表们冒着七八级大风，来到武陟县三阳乡派出所，只见值班室电视开着，所长喝得酩酊大醉，在床上酣睡。姚秀荣问：“谁在这儿值班呢？”所长只顾出鼾响，也不理她。姚跑过去把桌子一拍：“谁在这儿值班呢？”所长醒了，伸手指着姚秀荣：“出去，出去！”姚秀荣一听恼了：“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来这里视察了！”所长一听，立马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在焦东派出所，代表们发现大门紧锁，叫值班员开门时，里面的人找不到钥匙，15分钟没能打开大门。

　　第二天，《焦作日报》登了消息：《人大代表夜查派出所》，全市震动。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把代表们请去，表示感谢，同时宣布将这两个派出所所长就地免职，勒令他们背着铺盖卷，到市局关七天禁闭；责令两个公安分局局长写出深刻检查，通报全市公安系统。后来，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自己又查了一次。

　　1996年下半年，七人小组再次夜查派出所，这次查出中站派出所四名值班人员全部脱了衣服在睡觉。该派出所所长也被免职了。

　　查完派出所，再查检察院。群众称检察院为“检老大”，意思是检察院的“老大”思想严重，没人管得了他们。七人小组了解到，市检察院反贪局在办理一起案件中刑讯逼供，对证人收取“不准翻供保证金”；将证人、犯罪嫌疑人长期羁押在检察院办公室；去犯罪嫌疑人家里搜查时不出示证件，有些物品不上清单……1997年，七人小组在掌握大量证据基础上，对此案介入监督，几次质询、交锋后，不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反贪局局长也被免职。

　　监督了检察院，再来监督政府。1996年，焦作市解放区建了家稀土厂，不但污染空气，还产生放射性废渣，附近的村庄遭了厄运：鸡下软蛋，猪生软胎，树叶枯黄，庄稼种不成，老百姓告状告不赢。七人小组深入调查后，写出报告，15名人大代表签字，一起监督。1997年12月，市政府作出决议：这家稀土厂永久性停止生产！

　　几起监督案一办，焦作市“一府两院”都知道人大代表的厉害了，但是周边地市还不行。七人小组再度出击：利用姚秀荣“全国人大代表”、李朝义“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去监督南阳、新乡、郑州等外地市“一府两院”的工作 。

　　由于他们的主动出击，人大代表的地位空前提高，人大常委会的地位也空前提高了。1998年市人大代表换届，如同李长春支持姚秀荣继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样，焦作市人大的几位老干部也说：“要想保持人大的活力，下一届就应该把卢靖之等几名代表选上！”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各区推荐的，因此，市人大就向各区传达信息，让区里报这几名代表。

　　看到七人小组搞得有声有色，许多人大代表想加入，可惜有些代表素质不够理想。直到1997年，赵启群、董世坤等较为理想的代表加入，7人小组正式形成，一直活跃到2002年。

　　在某些个案监督活动中，七人小组也邀请其他代表参与。卢靖之说，踊跃参加他们活动的“外围代表”有二三十人。

　　“有事就找姚秀荣”

　　我国《宪法》和《代表法》都规定：人大代表应该在参加生产和工作的同时，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努力为人民服务。

　　因为没有专门的时间配备，代表履行职责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某个人大代表一年到头只是开开会，其他事一件不干，也没人指责他不是个合格的人大代表。事实上，一般民众对人大代表的普遍印象，也就是“开开会，举举手，视察视察”。

　　而姚秀荣和她的七人小组，则让我们惊奇地看到了，人大代表能做的事情有多少！

　　拿个案监督来说，七人小组监督过的案件远远不止1000起，有的小案子都没统计过。比如有个老农民，打官司时列为第三被告，后来法院判决没他的事，按理应把诉讼费退还他，但法院却一直不退。后来，七人小组往法院打了个电话，那边马上退费。卢靖之说：“如果不是人大代表打这个电话，他就会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推下去。”

　　除个案监督外，代表们还监督法律、法规的落实。1999年国庆节，焦作市大街小巷挂国旗，标准不一，乱七八糟；政府、法院、学校没有升、降国旗的习惯，有些地方的国旗不到被风刮成布条就没人管。七人小组给市政府打了个报告。很快，市政府就派人督办，把市区所有国旗更换了一遍。

　　1997年的一天，姚秀荣去马村区法院参加庭审，看见女公诉人穿裙子，男公诉人也穿便装，姚秀荣一看就火了：法律是严肃的呀，你叫人民严肃，你不严肃？她马上把电话打到市检察长那里：“公诉人出庭不穿制服，是不是要等到逛舞厅的时候才穿？你们这叫‘大杂烩聊天’，不叫开庭！”她这一“搅和”，当天的庭也没开成。此后，焦作市法官、公诉人出庭时再也没有不穿制服的了。

　　卢靖之说，凡是老百姓遇到的问题，像吃水、用气、电力供应、楼道通风等等我们都管。有一个单位家属院，以前吃水用的是自备井，后来地下水污染，不能吃了，自来水厂不给他们接水管，居民靠用水票买水吃了两年多。2002年7月，七人小组接到反映，实地调查后，马上给市政府打报告。第二天，毛超峰市长带着财政局、自来水公司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去现场办公，不到一个月，水管就接通了。

　　1999年焦作市九届二次人大会上，七人小组提议案：本市学龄儿童越来越多，但市区10年没有增加一所学校，现在各小学每班学生有90多名，非常拥挤，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教学质量，建议政府多建学校。

　　议案提上后，因种种原因，问题一直没解决。去年年初，七人小组得知幸福街小学拆迁出6亩空地，开发商要在那里盖高楼。代表们觉得这是扩校增容的好机会，赶紧给市政府打报告。毛市长接到报告，第三天就带一班人去调查，随即宣布这6亩地都要给学校使用。

　　姚秀荣跟记者说：“政府确实有跟老百姓脱钩的现象，为了不让他脱钩，得拽住他，人大代表就成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根绳子！”

　　从1995年到2002年，姚秀荣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外面跑，履行自己的代表职责。她是劳动模范，工作不甘落后，在外面转一圈回来，礼拜天、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赶任务，有时把家属、孩子都带上，她操作车床，他们帮她运货。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实话实说》关于姚秀荣及七人小组的节目播出后，找姚秀荣申诉的人们接踵而来，早上4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把姚秀荣堵得开不了门。有时，因为姚秀荣还要去厂里上班，就打电话叫来卢靖之，把申诉人群引到了他那里。

　　记者在焦作市采访时，听到市政府某局一名副局长说，该局一名职工，多次找他要求解决个人问题，在未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这名职工威胁道：“你要再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找姚秀荣！”

　　七人小组中的省人大代表李朝义，是市陶瓷一厂工人，企业效益不好，干一天只能挣十块零八毛。他是机修工，忙起来时，姚秀荣也去帮他干活。

　　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人大代表本人都将这个职务仅仅看作一种荣誉的时候，姚秀荣和她的七人小组，让公众看到了人大代表的真正分量。

　　执法部门也爱求助人大代表

　　不光老百姓爱找人大代表，“一府两院” 有事也爱找。

　　法院执行难是个普遍问题，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有些法院邀请七人小组跟案监督，对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解放区法院的张副院长说：“群众老是怀疑法院立场是不是公正，对法院的执行不理解，不配合。而人大代表去做工作，群众就容易接受。”一年下来，光是一个解放区法院，七人小组就监督案件33起，执行标的55万元。

　　1999年的农历腊月初三，姚秀荣乘车去沁阳市为厂里要账。她没吃早饭就出了门，中午跑到沁阳，下车买了碗烩面，刚挑两筷子，传呼机就呼呼响起来。姚秀荣一看，传呼是武陟县政法委书记打来的，说该县法院在执行一起案件时，遇到了停尸闹丧事件，干警被围困在小东乡政府，紧急请求人大代表前去解围。

　　姚秀荣调转车头，从沁阳直奔武陟。到了小东乡，看见五六百名农民掂着锄头、铁锨，团团围住乡政府，干警们躲在乡政府不敢出来。停在乡政府外面的三辆警车，轮胎都被卸了，车身上糊满了“血债血还”之类标语。 县政法委书记对姚秀荣说，县法院在强制执行小东乡一名村民的四轮拖拉机时，与这名村民发生争执，导致该村民受伤；其母在与执行干警争吵中，突然倒地身亡。其他村民闻讯赶来，群情汹汹，将执行干警及随后赶来的公安人员都围困起来。政法委书记最后说：“现在群众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谁跟他们接触都不行……” “我去！”姚秀荣和随后赶来的董世坤、李朝义向村民们走去，她登上一辆小轿车前盖，高声说：“小东乡的父老乡亲们！我叫姚秀荣，全国人大代表。我既来了，一定要为老百姓讨个说法。大家有理说理，不要砸乡政府—咱们先回村里去！”

　　姚秀荣等代表引着村民们回到死者家，拿出刊登他们事迹的报纸、杂志，证明自己的身份、来意。村民们七嘴八舌，有人说死者是被法警殴打致死的，有人要求验尸，但又不相信司法部门的法医。姚秀荣说：“你们放心，明天我带一位人大代表来验尸。”

　　当晚，回到焦作，七人小组开会到深夜，研究出了应对方案。第二天，当过法医的李顺兴代表来到现场。姚秀荣趁机向村民们做工作，请他们撤离对乡政府的围困，放干警们回去。重获自由的干警都欢呼起来。

　　此后，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涉，七名人大代表两头做工作，终于使村民和法院达成协议：法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5.8万元，村民们不再闹事。

　　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这并不是执法部门第一次求助于姚秀荣和七人小组。

　　1997年2月的一天深夜，姚秀荣接到焦作市公安局领导的紧急电话，称武陟县（属焦作市管辖）、原阳县（属新乡市管辖）交界处的两村村民，聚众持械，准备展开大规模械斗。公安人员已到现场，但难以说服村民，请求姚秀荣等人大代表前往劝阻。

　　这起群体冲突，缘起于一场刚刚发生的凶杀案：武陟县农民赵小会与原阳县农民关永泉同在武陟詹店镇摆摊做生意。两天前，双方因生意争吵，并动了手。赵小会躲避回家，但关永泉骑摩托车追到赵小会家中，将赵小会捅死，并将一名拦阻的村民捅伤，随即逃之夭夭。

　　凶犯胆敢大白天进村杀人，这个村的村民愤怒异常，携刀带棒，准备去关永泉的村庄要人，而关永泉村庄的村民也不示弱。双方对峙了一天一夜，流血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姚秀荣跟记者说：“我是第一次经过这种场面：黑压压上千人，一听说人大代表来了，啪、啪都跪下了，把警车围住，不让我们走。赵小会的尸体还在院子里停着，两个孩子在棺材跟前哭。村民们说，如果公安处理不公，我们就要冲进对方村子里，起码也要捅死他几个！”

　　姚秀荣、李朝义、马希方等人大代表当即向村民们表态：“我们几个人大代表既然来了，就要解决这件事。但因这事发生在焦作、新乡两个地区交界处，所以必须由省公安厅派人下来解决。我们现在就去省公安厅反映，请你们耐心等一会儿！”

　　姚秀荣等三人上了警车，一路拉着警笛，只用45分钟就跑到郑州。到公安厅门口下了车，姚秀荣举着代表证边跑边喊：“我是人大代表，有紧急情况向厅长反映！”三位代表跑得满头大汗，上了楼，找到王济晟副厅长，一谈情况，王副厅长马上把刑警、信访的负责人都叫来了，作出布置。姚秀荣等三名人大代表还没离开郑州，省厅的刑警就到了现场，开始工作。村民们一看案件进入侦破程序，人大代表说话算数，情绪都逐渐稳定下来了。

　　其后不久，凶手关永泉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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