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6日电 改革开放25年来，通过效率优先，中国已经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章认为，今后如何通过公平促进效率，推动大多数人后富，将是一个大政策。

　　文章指出，缩小共富过程中的收入差距，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劫富济贫”。但“劫富济贫”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后富机会，更不可能实

现社会效能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

　　文章认为，无论从缩小基尼系数来看，还是从缓解收入差距矛盾的效果来看，创造公正机制，增加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或者增加低收入成员的创收能力，应当成为首选的政策取向，即应当以启动“后富群体”为重点。实际上，高收入发达国家收入差别缩小的过程，主要就是通过增加大多数社会成员收入来实现的，而不重在“劫富济贫”。

　　文章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多数人致富或者达到体面的富裕收入水平，造就所谓“中产阶级”的多数，社会收入差别就会大大缩小，社会安定感就会大大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后富机制”就是一种“让多数致富”的机制。为此，如果我们制定一定的规则，只要多数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富裕收入水平。那么，这些规则就是“后富机制”的制度基础。哪些规则可以成就“后富机制”呢？

　　第一，“无壁垒竞争”是后富机制的前提。无壁垒竞争并不等于完全自由化，一些领域的自然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凡是人为设定不利于“多数致富”的特权、特许权、进入壁垒、区域保护、行业垄断、人事禁锢等制度规定，都应当通过改革撤除。这些壁垒不除，就谈不到公平竞争，就难以造就后富大众。

　　第二，“透明招标、公开竞赛”为后富群体提供公平的机会。指令性分配和行政性命令，不仅容易滋生腐败、助长关系经济，也不利于多数人参加竞争。政府采购、官员审批、行政发包，即使不可避免，也应当采取市场化招标、发包方式，力求使多数人参与竞赛，明白游戏规则。

　　第三，“分割市场、再造机会”为后富群体创造条件。赢家通吃的市场，是赢家独占。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赢家通吃市场分割为许多小市场，以许多小赢家取代一个大赢家，分割的结果通常会使所得不均的问题改善。分割市场的方式，可以是多开设几个频道，主板之外设二板；也可以是专业细分，单科竞赛、分段选拔；还可以是“南拳北腿”，山南海北，各领风骚。总之，变少数精英为众数精英，财富汇流就有多个出口。

　　第四，“人力资本援助”是一种后富群体的能力援助。这不能被视为不公。政府也好，社会也好，更多地开设智能、技能培训事业，既是公益事业，也是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素质的重要途径。多数从业人员既要付出努力，也要付出培训成本，这样在成功时就可以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性收益。至于对后富群体的人力资本援助，可以是无偿的，但后富群体能否成为新精英则取决于自己的奋斗。

　　第五，确立“公务员收入指导线”。这既是一个社会规则，也是启动后富的一种思路。公务员是社会的中坚，又是大众平均收入的代表。公务员的工资通常都标志着社会平均劳动成本，因而可以成为社会平均工资的指导线。公务员吃“皇粮”，领“官俸”，先富起来不可能，但却是带动后富群体的标杆。为公务人员加薪，发高薪，不仅在于养廉，还在于引导社会福利的平均水平。当然，公务人员的高薪，取决于国库的丰盈，归根结底来自于社会对公务人员整体效能的认可。

　　第六，“以工代赈、以奖代贴”应当成为资助低收入群体的一条原则。广义的社会公平要求给低收入群体以救济，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但是在兼顾公平的同时，也应当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后富群体只要是具有劳动能力，国家就应当通过立法要求他们通过自己劳动获得收入。凯恩斯主义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当以不损失效率为代价，因此，政府的转移支付应当较多地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我们应当借鉴以奖学金代替部分困难补助的做法，将部分政府救济补贴资金转化为就业工资基金。现在有些城市的“以工代赈”、安置就业的做法就很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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