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宁6月16日电（记者蒋桂斌）广西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傅慧明认为，2001年正式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一个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的好《纲要》，里面的内涵很丰富，关键问题是怎么寓教于乐、制度保障、切实实施。
《纲要》提出，“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
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要突出加强社会教育，巩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的成果，促进公民道德教育的深化”。
“我觉得社会潜移默化的‘软教化’最重要，比如，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示范，学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社会文明风尚对人的素质的熏陶，哪怕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许都会对孩子的心灵产生一辈子的震撼。”傅慧明认为，当前我们在提倡公民文明道德方面，存在“三多三少”：硬灌输的多、“软教化”的少；政治范畴的多，生活范畴的少；大话空话多，感人的故事少。
《纲要》还提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傅慧明说，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必须要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硬手段”来保障。在非典肆虐以前，尽管有“五讲四美”的道德规范，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但是除了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重罚以外，其他大多数城市都对乱吐乱扔予以宽容和默许。因为缺乏强制力的约束，至今很多中国人都还很“随便”。因此，应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重点治理不文明的行为，上海、南宁等城市重罚随地吐痰者，不文明的行为马上就减少了，说明了制度规范公德行为的有效性。（完）（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