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学术传统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17日09:26 光明日报

　　王建民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并存，民族学这样一个研究各民族或族群社会与文化的学科，对多元文化的保持与延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学科引进到如今，民族学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吴文藻、杨堃、吴泽霖、凌纯声、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许火良光、杨懋春等一大批在国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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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也被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所称道。老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江村经济》、《金翼》、《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村》、《祖荫下》等，至今依然被作为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参考书，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圭臬，也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民族学强调田野工作，中国民族学家在学科发展初期，就开始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禄国、容肇祖、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杨成志更是独自在当地凉山彝人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自1928年起到抗战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先后派出颜复礼、商承祖调查广西瑶人，林惠祥调查台湾高山族，凌纯声、商承祖调查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凌纯声、芮逸夫等调查浙南畲族，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湘西苗族，凌纯声、陶云逵等调查云南滇缅边界少数民族。此外还资助中国科学社刘咸对海南岛黎人进行调查。抗战开始之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华北地区农村进行了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实地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到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中山大学杨成志、王兴瑞等人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苗族；岭南大学对广东民等特殊文化群体进行了调查；金陵大学徐益棠对广西大藤山瑶人进行了调查。此外，其他许多学者也利用各种机会在许多地区进行民族学实地调查。从实地调查的地点来看，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方，包括当时还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省。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学家大部分转移到西部地区，他们又在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细化和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知识，形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高潮。为了建设抗战大后方，抗战期间一些民族学家提倡建立民族学与边疆政治相结合的专门学问——“边政学”，以“研究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边政”。民族学家在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关注到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促进了国人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和对民族学的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50年代初开始，民族学家积极参与了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改革开放之后，民族学人类学在重建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保护、民族关系调整和少数民族地区工程项目建设评估等应用性研究咨询中。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比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为了提高学科专业水平，早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就积极引介国外学科理论，并结合自身田野实践经验，编写了民族学及边疆问题调查研究提纲和表格，并就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展开讨论，从理论上进行深化，以指导田野工作的开展。50年代他们又拟定了用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详细提纲，对调查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一些学者正在就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期不仅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而且能够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不过，回顾民族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从总体上来看，依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民族学学科地位模糊。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各族群的社会与文化的学科，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对这一学科的名称，在欧洲大陆人们习用“民族学”，在英国则多用“社会人类学”，美国学术界更常用“文化人类学”作为相似内容的学科名称。人类学在美国是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大学科，而在欧洲大陆传统上则是专指体质人类学。而在中国，“民族学”成为20世纪前半期人们公认的学科之名，也有人用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当时，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又经常被合称为人类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和科研系统学科调整之后，将人类学限定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上，而用民族学作为对各民族研究的学科名称，尤其侧重少数民族研究；80年代学科重建时，由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人类学与民族学被作为学科名称分别重新使用。目前，由于在我国实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标准局三种不同的国家学科分类标准，人类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地位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混淆，对学科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次，学科设置较为薄弱。1923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的李济教授在南开大学开设并教授人类学课程。是年，在该校文科中列有人类学系。抗战后期，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则建立了边政学系，培养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情况，并掌握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门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建立人类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人类学系被迫停办，民族学专业也只是在50年代中期开始一度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期，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先后复办。目前，在全国设有民族学本科专业的大学还不到十所。民族学、人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也为数寥寥。

　　第三，学科知识普及程度欠缺。在西方大学课堂中，人类学是一门十分普及的课程，相关知识成为社会民众的常识，民族学人类学家在众多领域中进行应用研究与咨询。而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民族学人类学，许多人将民族学简单地认定为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

　　此外，中国民族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仍需加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依然不足，距离与国际学术同步发展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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