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雅丽

　　有限责任制（股东责任的有限性）是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目前，公司的独立人格已为各国法律所普遍认可，在处理案件时也多以尊重公司人格为前提。但滥用有限责任制逃避法律责任，给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也不鲜见。为避免乃至消除有限责任制本身所产生的不良作用，许多学者提出，在公司内部结构上应适当吸纳股东个人责任；在某些特

殊情况下，公司债权人有权对公司股东、董事、成员直接提起诉讼，请求支付，以作为有限责任的例外。

　　毋庸讳言，在我国，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利用有限责任的面纱侵犯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如在公司身背重债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以其财产成立一家新公司，使原公司成为空壳；公司成立时股东虽缴足了注册资本，一俟公司成立即抽逃资本或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公司的注册资本虽合法，但公司的经营或服务规模远超过其经济能力；股东任意干预公司的事务，使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名存实亡，凡此等等，手法多样。在对公司登记的管理体制上，我国一直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登记来确定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凡登记为法人的企业，其设立者、投资人只对企业的债务负有限责任；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也只看债务企业是否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果有，其设立者、投资人便可以对企业的债务不负责任。但在实践中，工商部门进行企业法人登记时，不可能对所有申请企业是否具备法人条件进行实质的、严格的审查，以至使不合格的企业成为企业法人。同时，申请者也可虚开资信证明，用借入资金进行注册登记等手段蒙混过关。因此，防止有限责任被滥用，仅凭形式要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实质要件。

　　实践中，如下几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充分重视：

　　一是法人设立者的有限责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关直接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直接决定如何运用本行业的资金，审批决定自己发起的或下属单位组建的公司，直接依靠行政权力参与决定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对下属公司、企业发号施令、平调资产，以各种名目向企业摊派费用，使企业用以偿付债务的财产减少，或者瞎指挥使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法人独立承担的民事责任中虽对企业法人做出了规定，但是对法人设立者的有限责任问题却未提及。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法律不仅应当对法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财产范围作出规定，更应对法人设立者的有限责任作出制度性的规定。

　　二是独资公司的责任问题。《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旨在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国家财产交由公司管理经营，从而充分发挥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作用。但前提是必须遵循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以防止对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应当看到，国有独资公司这种特殊类型的公司形态具有阶段性，国有企业公司化应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从长远并符合真正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看，还应建立一个于内拥有严谨的内在规范，于外在市场环境中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与保障交易主体安全的法律制度。

　　三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联责任问题。《公司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单一的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种规定极易将法人有限责任推向极端。众所周知，法人的独立责任与股东的有限责任，或母公司的有限责任与子公司的独立责任，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公司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在巨型公司日益增多的今天，尤其在我国的企业集团中，一旦出现控制因素使从属公司丧失了独立性，那么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平衡关系便被打破，这便需要重新寻找一种机制、理论来求得三者的平衡。我国目前的企业集团从概念到内容都有待统一认识，企业集团内部权利义务关系混乱，外部责任范围也模糊不清。现行《公司法》虽然可以作为企业集团与单个成员企业调整和规范的依据，但并没有关于调整企业集团的组织、管理和成员企业相互关系的法律条文。这是目前企业集团内部层次不清、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权利、义务不明确，核心企业管理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鉴于企业集团结构组织上的层次性和责任体系上的复杂性，更易产生公司人格否认之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对从属公司设置两种机制——事前保护机制和事后赔偿机制。前者可借鉴德国立法，如规定提高法定盈余公积金，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后者应规定从属公司债权人可直接向控制公司要求赔偿，控制公司负责人、从属公司负责人承担连带责任，除非控制公司能证明控制公司的控制并未导致损害从属公司的利益。为避免控制公司参与从属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及在设立从属公司时滥用股东有限责任规避责任，可借鉴美国的作法，规定控制公司的债权，无论有无别除权或优先权，均应次于从属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而受偿，且不得在破产程序中主张抵销，除非控制公司能证明其债权的成立是公平合理的。

　　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较为完整的有限责任制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规定有限责任的一般适用条件；二是列举规定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但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不能普遍化，否则其社会作用将会削弱甚至失去。鉴于目前各国尚未形成公认、明确的有限责任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和类型，我国对有限责任例外情形的规范在立法上应谨慎，宜采概括式，如列举规定公司设立时，公司的设立人、出资人未按公司章程的规定或契约的约定缴足出资的情形；公司设立后，公司设立人、出资人抽逃或转移其出资财产的情形；公司的财产与设立人、出资人的财产混同或混淆，致使财务账目不清的情形；公司设立者、出资人截留、平调、挪用法人的财产或者不按规定分配公司盈利的情形；公司设立者、出资人严重干扰公司活动，使公司失去独立意志和利益，实际成为其代理人的情形等等。相信随着对有限责任立法的完善，有限责任制度必将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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