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中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较早注意到诗与史的关系。他说：“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证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但有意识地将诗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当推陈寅恪先生为首创。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
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他提出了如下几条原则：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
学术界历来认为小说家者流，其言荒诞不经，不足为信史。但陈寅恪认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如“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其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金明馆丛稿二编》第74页）。意思是说，历代官修正史，难免受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观念影响，不能如实反映历史，故后来读史者难以明其真相，而历史上的诗文和小说却可以提供或佐证较为真实的史料。问题是以小说证史应注意哪些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是要详辨而慎取，注意小说中的个性和通性。小说中的年代、地点和人名往往是不确切的。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往往是虚构的，而人物或情节的通性即典型性则往往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比如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指出，《续玄怪录》中“辛公平上仙”的故事，揭露了唐朝中叶后，宦官专权，竟至谋害皇帝，此为官修史书所讳言的宫闱秘史。这确是颇具卓识的发现。明清世情小说叙事成分更多，与历史实际更为贴近，在用这类小说证史时，犹应“去芜存菁”、“披沙拣金”。其次是要相互比勘，宏观把握。典章制度、社会心态、重大事件等在正史和地方文献、文人笔记中都有反映，在明清世情小说中更是多有反映。用这类小说证史，既要有“网漏吞舟”的取舍决心，又要用正史或官方文献相比对，方能对该史实有个立体地了解。比如历代的典章制度在官方记载中往往以粗线条的政府文书和法规形式出现，而其具体操作过程则无法知晓，而在小说中则往往有具体描述，可作为信史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一般也有反映。因为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特别是文化昌盛、出版印刷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嘉万年间，倭寇荼毒东南沿海，给这里的人民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其中胡宗宪以美人计擒获汪直、徐海等海盗头目的故事家喻户晓。这类重大政治事件在明清小说中甚至以真人真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战功》、《虞初新志·王翠翘传》等都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胡宗宪平倭过程，其中反面人物王直取材于历史，小说更加形象、更加详细。这样的小说纪实成分浓厚，以此与正史和有关文献相参证，可以立体地勾画出胡宗宪、戚继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将领的平倭过程和当地的世态民风。因此，用小说证史必须明白一代典章故实和历史大势，方能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小说是一笔丰富的史料，其中对商人、商品生产、世态民心的描摹，把握得当，皆可为我所用。
诗文证史方法的确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要得心应手地应用，必须要求治史者具有文史两方面的素养和宏观把握史事的能力，即陈寅恪所谓“通识”。陈寅恪先生所讲的“通识”，依笔者的理解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史兼通并有相关知识。比如《元白诗笺证稿》中的《卖炭翁》一节，诗中有“‘回车叱牛牵向北’者，唐代长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也。……要知乐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韵也”（《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696页）。可见，如不懂得唐代宫城建筑知识，对此句作合理的解释怕是很难。二是会通性。中国史家多有会通思想。司马迁著《史记》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知几的《史通》、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也都强调一个“通”字。陈寅恪先生的“通识”观就是要求治史者有“纵贯之眼光”，而不要只注意“横切面”。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