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大连6月17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傅兴宇

　　大连市贫困农民刘绍新用扶贫贷款买了一辆小客车，但运营手续一直批不下来。他和叔叔刘兴木历经8年、300多次艰难上访申诉，最终也没办成，致使这辆“脱贫车”报废，刘

绍新从贫困户变成特困户，几乎家破人亡。

　　究竟是什么人、什么环节、什么原因使刘绍新的“脱贫车”变成了“致穷车”？

　　“就是因为我‘告’了审批人，他们就不批”

　　刘绍新是大连普兰店市沙包子镇的贫困户，父亲、哥哥和妹妹都是残疾人。1994年11月，村里向他提供4万元扶贫贷款，他又向亲戚借了2万多元，买了一台1987年出厂的18座二手“红叶”小客车，手续齐全，准备在沙包子镇至瓦房店市之间从事客运。

　　买车前，刘绍新从普兰店市交通局领导那里得到口头承诺：上线营运没问题。

　　刘绍新买车后，立即将上线申请表交给普兰店市交通局运管所刘新龙，可是直到1995年6月也没动静。家住大连的叔叔刘兴木找到普兰店市交通局副局长宋甲军询问，宋甲军说上线审批权在大连市交通局运管处，要刘兴木去问一下。

　　刘兴木告诉记者，当时他找到运管处客运科，客运科长刘奇说，你先买车、后申请，本身就不符合上线程序。我没有看到你的申请，也不受理个人查询。刘兴木说，我侄子是农民、贫困户，他不懂上线程序，政府就帮帮他吧！刘奇却说，我们这不是扶贫的地方。

　　刘兴木认为，共产党的政府扶贫帮困理所当然，刘科长的态度这么生硬，这么不关心贫困户，难以接受，他到大连市交通局信访办“告”了刘科长。

　　原运管处副处长王维斌今年4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刘兴木因为我们不批他侄儿上线，不仅“告”了刘奇，还“告”了我和刘福荣（原大连市交通局副局长）。刘奇对记者说，当时规定审批人员不许和个体户接触，我们本来就不该接待刘兴木。

　　今年65岁的刘兴木说：“就是因为我不会办事，求人审批上线还敢‘告’他们，他们就不批。”

　　300多次申诉，准许填报上线申请时车已报废

　　据宋甲军等当事人回忆，因为刘兴木与上面搞得很僵，他们“无法再说话了”。倔强的刘兴木不得不带着申诉材料和村、镇、普兰店市为刘绍新出具的困难证明，开始执着、频繁地上访申诉。1997年2月，大连市副市长刘长德对此事作了批转；之后大连市交通局局长陈学珠3次批示“尽快解决”，并追问有关同志为何“拖了这么长时间”。

　　王维斌证实：“陈学珠的确亲自给我打电话，要运管处赶快解决刘绍新的上线问题，但我当时不是处长，说了不算。”

　　运管处经手过此事的陈伯、刘奇和张超波等告诉记者，他们对领导的批示“感到为难”：一是审批客运线路没有扶贫的义务，通过客运扶贫是个误区；二是客运线路始终很紧张，刘绍新先买车后申请，损失应由自己负责；三是刘绍新这样的贫困户不适合搞客运，也搞不好；四是担心他私下转卖线路，这也是当初没批刘绍新上线的原因。

　　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臻也两次批示，并于1998年派市人大财经处处长陈喜堂对刘绍新上访申诉进行个案调查。陈喜堂说，运管处当时解释，没批刘绍新上线的主要原因，一是刘绍新申请线路牵涉到普兰店和瓦房店两个市之间的协调；二是调查发现刘绍新申请的线路不行，让他自己选线路他又找不到。陈喜堂与普兰店市、沙包子镇三级人大的同志看到刘绍新家确实太困难，建议运管处特事特办。可就在这时，大连市交通局一位领导听下面汇报说，“刘绍新精神不正常，根本不能上线”，结果又搁置下来。医院体检证明刘绍新“精神正常”也没用。其实，运管处从未有人到过刘绍新家，也没人见过他。

　　记者3月27日来到刘绍新家，发现47岁的他除了话少外，精神很正常。他一边讲述申请上线经过，一边出示相关手续说：“我要是精神不正常，还能读中学、考驾照、支家过日子吗？”原普兰店市交通局运管所干部周克伟说，刘绍新是个特别忠厚老实的农民，不批他上线，他也不跑“黑车”挣钱。

　　由于市人大的干预，在上访申诉300多次之后，2001年春节，运管处同意刘绍新第三次填报上线申请。但根据新规定，他必须投资买新车、参与普兰店市集约化客运承包。“我哪里有钱呀！”刘绍新说。至此，刘绍新买车脱贫的梦想彻底破灭。但刘兴木继续上访申诉，死也要讨个说法。

　　“贫困户上线卡在政府，我永远不服，可流泪、下跪竟打动不了他们”

　　刘兴木说，各级领导批示后他到运管处上百次，虽然不大挨“撸”了，但他们就是拖着不办，一个随便答复就得等上几个月甚至一年。记者在大连市交通局运管处所能看到的，只有普兰店市交通局1996年11月盖章、瓦房店市运管所1998年1月才盖章同意的那份申请表，而申请表在两个县级市交通部门就足足“协调”了一年多。而1994年刘绍新填写的第一份申请表却不知哪里去了。

　　那么，大连市交通局运管处就是不批刘绍新上线，到底是坚持审批原则还是故意刁难呢？大连和普兰店两级交通局的几位知情者谈到，上级领导肯批示帮助刘绍新，本身就说明批准他上线符合审批原则和扶贫政策。问题是2000年以前，线路审批都是“暗箱操作”，上级领导也不一定掌握“内幕”。加上线路相对紧张，客运及其审批始终是个热点，因此能够从事客运的人多是有钱、有关系、有后台的。像刘绍新这样的普通农民，不可能拿到客运许可，更不要说他得罪人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1994和1995年，至少在普兰店申请上线是比较容易的。之后线路虽然紧张，但刘绍新申请过的那两条线路也有新批的客车上线，就是排队也该排到他。既然是政府审批、宏观调控，怎么还能要刘绍新自选线路呢？现已退休的陈学珠说，办理上线程序不公开，贫困户不能送礼、没有关系，使掌管审批权的人有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普通群众、蒙骗领导。

　　大连市扶贫办任世英、于全生等说，刘兴木几次找扶贫办帮忙，但扶贫办说话人家不买账。在许多政府机关，流露出你是困难户，反而没人帮你。审批意味着权力和利益，一些掌权人得不到好处，根本不可能为普通百姓办事。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政府的审批机制问题。

　　刘兴木说：“贫困户上线卡在政府，我永远不服，可流泪、下跪竟打动不了他们。”

　　“脱贫车”给刘家带来的悲剧

　　因为买车欠债，日子极端艰难，刘绍新和哥哥刘绍宁的媳妇在近年内相继与他们哥俩离婚改嫁。父亲于1998年去世，瘸腿妹妹刚刚结婚。望着炕上躺着的多病的母亲和瘫痪的哥哥，刘绍新连死的心都有。如果不是有叔叔刘兴木出面帮忙，“脱贫车”被拖8年报废他连讨个“说法”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儿子上大学虽然有国家贷款，但家里几口人的生活都要刘绍新负责，包括做饭。据沙包子镇镇长谷文岗和矫沟村村长刘绍功介绍，矫沟村3412口人中有7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刘绍新家占了4口。谁都没想到当初村里扶持刘绍新买车脱贫，结果是越扶越贫。

　　事实上，小客车能否上线对刘家早已毫无意义。刘兴木老人坚持上访的理由只有一个：刘家脱贫的悲剧是个别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和人为障碍造成的。（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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