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武汉教师性骚扰案的胜诉，再加上北京首例性骚扰案正在审理，这些引发了全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全国妇联也向媒体表示，性骚扰将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法律起草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这个消息传出后，许多人为之欢呼，认为性骚扰立法经过千呼万呼终于快成为现实了，性骚扰问题有了最终解决的希望。对此，笔者却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试问，性骚扰写入法

律会产生多大作用？一纸法律毕竟只能给性骚扰提供解决的目标，而不能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

　　前些日子有这样一则新闻，香港的民间组织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受到性骚扰的女性65％以上没有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是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要知道香港有完善的反性骚扰法律，既然有法可依，为什么这些女性不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呢？原因很简单，这些女性怕因此失去工作。调查资料也显示，在收到妇女被性骚扰的投诉中，有六至七成的投诉人，后来被雇主解雇。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到，法律对于解决性骚扰问题的作用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TOM网站最近做了一个投票调查，近8000人参与了投票，结果发现只有20％认为在遇到性骚扰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与对方抗争。南京的女大学生应聘遭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媒体曾呼吁其他受害女性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却无人响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性骚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许多女性是出于名誉的考虑，出于害怕繁琐的法律程序而不愿意站出来。试想一下，一个弱女子因此而走向法庭，这需要何等的勇气！要承担何等的社会压力！不但如此，她可能因此失去工作，因此陷入漫长的法律诉讼，而且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正如媒体爆出的两例性骚扰案，一位女主角虽然赢了，但赢的却很悲壮，另一位还正把时间和经历耗在漫长的诉讼中。可以预见到，即使以后相关法律明确了，这样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变。法律就算规定了女性免受性骚扰的权利，但是现实注定女性为行使该权利将付出巨大的成本。因此，立法保护妇女权利只是一个开始，最关键的是，如何让那些受害妇女以最小的成本行使法定权利，让她们不会因为维权而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如发达国家有许多专门保护妇女不受性骚扰的民间团体，这就使得受害妇女不是孤单一人去面对压力，她的身后有一个群体在支持。此外，这些国家还有不少民间的调查机构，许多机构都带有公益性质。他们有着专业的调查人员和调查设备，但在接受女性调查要求时有的只收取少量的费用，这就帮助受害女性解决了取证问题。此外，政府为性骚扰设立了专门的投诉机构，有关劳动法律和劳工保护团体加强对女员工的保护，防止她们因为控告上司性骚扰而遭到解雇。等等诸如此类的措施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鼓励女性为保护自己权利进行抗争，大大降低了她们因此付出的成本。

　　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种种权利，但是如果公民为了实现这些权利所付出的成本过高的话，这样的权利等于是虚置。很多社会问题虽然涉及到法律，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的。立法只能给予制度上的支持，至于怎样实现正义，却不是法律能做到的，这就需要一个社会机制来铺设一条实现正义的通道。因此，为性骚扰立法只是一个开始。（于国华）（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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