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吕菽菲

　　今年注定是个富豪备受关注的年头，年初的李海仓遭枪杀案，其后的湖南首富吴志剑因诈骗被判17年刑，再到周正毅事件、杨斌案开庭。尤其是6月份，富豪“沦陷”的消息接踵而至，富豪们风声鹤唳，“两股战战，几欲先走”。于是，这些问题富豪引发的关注不断被延续，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经营之道、生存之道成为最受争议的话题。他们究竟是突

破了制度漏洞，还是逾越了法律底线？为此，记者专访了多位经济学家以及新闻传播界知名人士。

　　毋庸置疑，财富是一种社会责任。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种社会责任是要用法律来明确约束的，而问题富豪的“沦陷”正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规则的一种标志。同时，新闻传播界人士指出，在问题富豪“沦陷”的过程中，客观报道事实真相的媒体不仅代表着舆论监督的力量，而且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应该对问题富豪们进行“媒体审判”。

　　转型时期冒出来的问题富豪

　　《周末》：对于富豪接二连三“沦陷”的现象，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这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您认为呢？

　　陈淮：周正毅事件、杨斌事件，和中国的经济体制关系不太大，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关系大一些。我认为，经济问题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要从受益人中找嫌犯，这样就能让犯了罪的人无法逃脱法律制裁。

　　茅于轼：有人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有一定的关系。这话有一定道理。现在大宗的经济案件都和政府部门一些人有关，如赖昌星案件涉及到的政府官员数量不少，其中级别很高的也不乏；而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中国银行前行长王雪冰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中国比较特殊，处于转型时期，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像周正毅、杨斌这些人非常聪明，看准了这些特点，就千方百计去进行寻租。至于如何解决，这是个复杂问题，没法简单解决，要依靠方方面面的力量，你们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也很重要。经济严重依赖于政治，因此“依法治国”是关键，只有在制度无缺陷、法律不缺席的环境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赵晓：我将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富豪称之为“转轨富豪”，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富豪的集体可以称得上是“问题富豪”，当然不否定有“白乌鸦”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经济体制的问题占主导因素，和政治体制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曹凤歧：我不知道这些富豪个人具体的情况，应该说背景比较复杂。中国资本市场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这主要与中国资本市场不够规范有关，涉及到的企业也不仅仅是民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其实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如美国出现的安然事件，不足为怪。这是由于中国的企业不够规范、制度不够成熟、企业家阶层不够成熟以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造成的。

　　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不可能出现周正毅、杨斌这样的富豪

　　《周末》：有人说，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对这种说法，您的观点如何？

　　陈淮：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坚决反对说这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这和改革的方向没有关系。谁想以这些事来反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大错特错的。其实这正是改得不彻底，改得不坚决造成的现象。我问你，市场经济遵守的第一原则是什么？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不可能出现周正毅、杨斌这样的富豪。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出现这样的富豪呢？只有掠夺。

　　茅于轼：我刚刚说，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是否犯法。譬如，很多年来，中国人都没有纳税的观念。中国从1980年起就开征个人所得税，但当年只征收了16万元，有99.999%的人没有依法纳税。现在这种情况尽管有所好转，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纳税吧，可能一半多点的国人仍然没有认真交税。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特点，不能过于追究某些事情。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要争论。因此我们要区分情况来看待富豪“沦陷”的现象，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只能说是一小部分。

　　赵晓：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一个殖民、侵略以及血雨腥风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样充满着曲折和艰辛。在这过程中，致富者未必是靠创造了财富而获得财富，而往往是靠“分配财富”或者说转移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的。我所说的转移财富是贬义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上的创造性劳动，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的暴利。

　　1979年以来进入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旧的规则已然失范，新的规则尚待创建，着实有几分“江湖”，而江湖心态的豪客们就更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戏剧化演变中，鱼龙混杂，增长与腐败齐飞，活力与混乱一色，实在是在所难免。曹凤歧：富豪“沦落”现象和中国金融体系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像蓝田股份也是因为贷款出现了问题。这说明中国的贷款制度、风险保证制度、抵押制度都不健全，最重要的是信用体系没有建立。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有更大的发展，公司要进一步规范，要建立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文化。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也包括企业家素质，总体上中国企业家素质不够高，在市场经济浪潮下，战略、策略都不能及时适应市场规则。因此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建设，加强监管，以减少这些现象的发生。杜绝这些现象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应该说不发生就奇怪了。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周末》：有这样一种定义或说是形容，就是用“原罪”来定义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甚至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认为其积累的财富不可避免地带有血腥、污秽的成分。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茅于轼：“原罪”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我很讨厌这个词，这种理论赶紧得放弃。民营企业家中有很多是好的，问题富豪只是一小部分，民众在有原则的条件下有宽容的精神。即使是那些在特定时期利用某些体制上的缺陷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家，也不存在“原罪”。我所说的有原则的条件下，原则是指他们依法经营、不剥削工人。

　　赵晓：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们的功绩。但要是还历史以公道的话，我们同样不应该隐讳少数民营企业家的发迹有着深重的原罪色彩。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一切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副产品以及残酷的历史与现实。

　　富豪们创造的神话并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

　　《周末》：对民营企业家，普通人关注的往往是其财富的由来。这些富豪们的暴富神话给了普通人以无限的梦想。您认为，普通人有这样的机会吗？他们的“沦陷”又给普通人以什么样的警示？

　　陈淮：关于很多人都想知道其财富由来的问题，我要是知道我也富了。我只能说，快速致富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抢银行。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市场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律，不存在奇迹，不存在神话，好像还没有听说科学家把“点石成金”的神话变成现实吧。国民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因此抓他们或是调查他们，都绝对不可能冤枉他们。他们的暴富，他们创造的神话，并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导致的。因此，普通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也很向往富裕，但我不玩规则以外的东西。

　　茅于轼：做坏事迟早都会被揭发。像周正毅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有小学程度，他不懂法律，不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只知道赚钱。这样的人做金融是不行的，做金融必须大学毕业，金融家要学法律，不是胆大就可以的。

　　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有做生意的天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逐渐显山露水。普通人应该学习他们优秀的一面，特别是“企业家精神”——奋斗和诚信。我们要看到，在创业的民营企业家中，失败的至少占一半。所以不要以为成功是必然的。

　　赵晓：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转轨的后期，因此对普通人来说，少一点暴发心态、江湖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加快制度转轨，堵上制度漏洞，免得有更多的人掉进来。

　　不能进行“媒体审判”

　　《周末》：在问题富豪纷纷倒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媒体的作用。而不少人也指出，今后，媒体更应该发挥好舆论监督的力量，以配合制度的完善。您怎么看媒体在这些事件中所担当的角色呢？

　　李希光：今年年初，媒体太多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家。其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周正毅事件、杨斌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对媒体来说，要更注重在报道时尊重事实，客观报道，不能进行“媒体审判”。这就意味着，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是维护公众的利益。公众的利益有两点，一是纳税人的钱被滥用了，二是被某些政府部门或工商企业欺骗了。要在这个原则上进行新闻报道，平衡舆论监督与吸引读者眼球之间的关系，不能无原则地炒作。再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要煽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能避免形成舆论压力。依靠法律维系社会的稳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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