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劝我，不要活得太累。我认为，我们是党员，入党时的承诺不能忘。因此，我总是把勤学习、干实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把为官与做人组合成一条人生直线，努力在实践“三个代表”的工作、学习、生活中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

　　作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工作千头万绪，但我注意抓重点，一是抓学习，二是抓队伍。不抓学习，就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不抓队伍，就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无论

到哪里，我都把抓学习放在首位，坚持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的学习。

　　除了自己学，我还督促干部、职工学习。在文化厅工作时，我说，省文化厅所在地叫读书院，文化厅要有文化，读书院里要读书。到报社，就对编辑、记者讲，新闻宣传似打仗，不打哑巴仗。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抓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干事，半点“三个代表”的思想也没有。

　　1996年下半年起，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期间，随一名领导同志到利川市扶贫，到1998年我调文化厅之前的一年半时间，去了扶贫点5次，近2个月。除利川的乡镇都跑了二至三遍外，我还跑了州其他县市的几十个乡镇。主要任务是搞调查研究，督办检查，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情况，督促帮扶单位工作到位。

　　1996年8月下旬，省委点名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到监利排渍。几亿立方的水要排到长江，我们和全县人民艰苦奋战近二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任务，使住在堤上的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

　　1998年抗洪之后，文化厅对口支援石首灾后重建，我和石首市领导在分洪的小河口镇整整调查了3天，在堤上的窝棚里访问了上百户灾民，回来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为领导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也是这一年，我还到黄州区守过长孙堤。在守堤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农民往返一二十里轮班来守堤，不在堤边做饭，根本无法休息，一问知道是村里穷，集体拿不出钱来，我立即和民政厅协商，民政厅火速送来大米、方便面、矿泉水，解了民难。

　　我深深体会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机关走出去，在基层沉下去，遇问题钻进去，把工作抓上去。领导在一线指挥，问题在一线解决，经验在一线总结，政绩在一线创造。

　　在省委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我分工联系宣传战线和文教卫体工作，“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我和大家的协调下得以实施，抓计生督办工作，我们督办室受到国务院表彰，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省文化厅担任厅长的近两个年头，我下基层时间比较多，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为抓文化经济政策的督办和落实，我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各级党政领导帮助农民解决“看戏难、看电影难、读书难”等问题。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了解基层文化工作状况，甚至亲自为剧团充当“演出经纪人”，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参与市场经济、推动文企联姻、影企联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到湖北日报社后，为应对新时期报业发展的挑战，抓住发展机遇，我们积极推进报社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在全省率先成立报业集团。2001年下半年，报业集团进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和职工双向选择工作。我坚持原则，没有搞打招呼、拉关系那一套，而是按改革的规定全部竞争上岗。

　　这次改革，得到了群众支持，探索了一条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新路，启用了一批优秀人才，促进了人才的优化配置和有序流动，推动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报社的新闻宣传、广告经营和发行工作，多业并举，齐头并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我们开发的房地产楚天都市花园，投资2亿多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效益要比我们的预期好得多。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我们抓学习、抓干部队伍建设分不开的。

　　对于廉政，我的原则是：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三不四的钱拿了，虽不咬手，但是咬心。我经常提醒自己，在领导岗位上一定要坚持高尚的操守，经得起任何考验。如果自己不廉洁，就没有资格当“一把手”。

　　我在文化厅工作期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先后建成、上马和规划了湖北剧场、省博物馆二期、三期工程和辛亥革命纪念馆、剧团排练场等项目；在湖北日报社，上了楚天都市花园、三栋宿舍楼、新的印刷设备等等。建湖北剧场时，有个人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希望能承包一项工程，并许诺给我20万元回扣，我说：“按规矩办。想钻空子，就是给我一座金山银山也没有用。”我还与班子成员约法三章：不取非分之钱，不上人情工程，不搞暗箱操作。

　　湖北日报社党委规定，新进报社的人员一律要考试、考核。我到报社后，一直严守这个规矩。近3年来，在我手上没有一例个人开口子、不按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乱进的人，我的家属、亲戚没有一个是报社的正式职工。

　　家，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不正，也可能成为人生折戟的悬崖。我虽然从荆州调到武汉工作已有多年，但妻子的工作关系一直在荆州区，是江陵电影院的一位普通职工。1998年，我就任文化厅厅长时，同事们出于关心，要帮忙把我妻子调到武汉来，被我婉言谢绝。妻子很理解我，也很支持我。为了不给我添麻烦，干脆办了内退，每个月仅拿几百元的生活费。

　　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现在在建行一家营业部做合同工。他有拉存款的任务，面对建湖北剧场的几千万资金，面对报社一年数亿资金的流量，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要求。两个儿子结婚、生孩子，我也从未在机关漏半句口风，只在事后向单位纪委作了报告。

　　进报社时，有同事好心劝我评个正高职称。论条件，我可以参加。因为在进报社前，我就有新闻作品获得湖北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还有全国农民报系统评的一等奖，但面对同事们的好心，我还是婉拒了。我想，当“一把手”的人，不能把什么好事都揽在自己头上。

　　在干部出国、用手机、坐车、住房等容易引起群众意见的问题上，我时刻警示自己，不违规，不越轨。在荆州地委工作了10年，我和炊事班长门对门住了10年，且是一楼。我有许多次出国的机会，都让给了更需要的同志，至今没有出过一次国，但我却十分支持编辑、记者该出国时出国，并积极主张为他们配备先进的采访工具，为他们的工作尽可能地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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