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王进昌

　　贫富问题似乎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也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一句话，社会不可以没有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不可以顺其自然，而是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国际上对贫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数。这个系数越大，表示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一九九一年为零点二八二，属于较低水平。到二○○○年已达零点四五八，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了。

　　除了基尼系数逐年扩大外，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标志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电脑拥有率，东部最发达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地区竟相差几十倍。也就是说，如果不抓紧解决贫富差距的话，在信息时代这种差距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扩大。

　　与旧中国贫富差距几近极限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后曾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平均主义之路，其结果是大家共同贫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社会迅速产生了一批富翁。尽管社会对这批富豪的素质有所诟病，但他们的财富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就在富翁们的财富急剧扩张的时候，他们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同胞们也许还在为筹不够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发愁。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一大批城乡居民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及自身各种原因而坠入贫穷。记者曾在西部的大山里亲眼目睹了没见过百元钞票的农民，也听说过官员在给困难户送温暖时见到去年送的油还没吃完的故事。

　　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

　　有关人士指出，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现象，但如果政府不想办法解决，等贫富差距大得不可收拾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有关专家认为，一句“惠及十几亿人”意味着中国高层已充分认识到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将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改为鼓励建设更高层次的普遍富裕的社会。

　　当然，实现更高层次的普遍富裕肯定不能把富人重新拉入穷人行列，重回共同贫穷，也不是用行政等手段来个变相“杀富济贫”，而是要大幅提高低度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富人则还应继续鼓励他们发挥自己优势，继续创造更多的财富，给低收入人群创造示范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效能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

　　中国高层曾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目前，这一鼓励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政策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致使行业间、单位间不该拉大的收入差距拉大了，本应拉大收入差距的分配要素又没有体现出来

　　据了解，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小额投资的保护，许多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恰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也正是藏富于民、分散利益，从而实现多数人占有财富而不是少数富翁独享财富的有效手段。

　　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能够通过诚实劳动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即整个社会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是所谓“中产阶层”时，社会收入差别就会大大缩小，社会安定感就会大大增强。也许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产生富豪的过程。当然，要培育大量的“中产阶层”，需要把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梳理，尽快消灭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土壤。因此，目前亟须培育公平竞争、科学税收、分割利益、政策透明、革除腐败等良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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