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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龙网记者张浩6月20日报道，4月30日，北京患非典型肺炎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705人，临危受命的北京市代理市长王岐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传染源的切断……传染源如果不能彻底切断，说句实在话，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战胜这个病。”

　　王岐山市长之所以急于切断传染源，是因为非典的强传染性，一个非典病人会传染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传染数字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堵截非典传染源、切断非典传染链的工作

，对扑灭疫情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1个月后，北京市2500名流行病学调查队员(以下简称流调员)，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相关部门一起，封堵住传染源、切断了传染链，化解了王岐山市长的“心腹之患”。

　　冒着生命危险摸清传染源

　　流行病调查工作的第一步是通过提问，查找传染源，了解传染途径。流调员的问题听起来平淡无奇，无非是些“你叫什么”、“住在哪儿”、“最近去过什么地方”之类的问题，但只有这些简单的问题组合在一起，才能了解到还有哪些人正在被非典病毒威胁着，只有通过这些信息才能找到可能被传染者，把他们隔离起来，避免再传染给其他人。流调队员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提问，因为他们第一个提问对象是确诊或疑似非典患者。

　　4月8日，北京市通州区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下午4：00左右，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流调大队的刘秀军接到通州医院的来电：“有一名从地坛医院回来的女病人，发高烧39度，怀疑是非典患者。”刘秀军立刻戴上口罩、穿上隔离衣，来到马路对面的通州医院，对该女子做流行病学调查。可问及女病人的岁数、单位、家庭住址，女病人都不说，刘秀军一再追问，女病人就用“我发烧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样的话来搪塞。

　　“她是通州区第一个非典病例，为了防止疫情在通州的蔓延，必须了解她的接触史。”想到出门前领导对自己的嘱托，刘秀军给自己下了死命令。看到女病人惊恐的表情，刘秀军安慰她说“非典也不是不治之症，95%的病人都被治好了，疾控中心了解您家人的情况也是为了保护他们……”

　　终于，在刘秀军的谆谆诱导下，女病人拿出了自己的通讯录，并提供了家庭和单位地址。等刘秀军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已经6：00了，他已经和有高度传染性的非典病人密切接触了两个小时，是医院规定10分钟接触时间的12倍。

　　不辞辛苦追查传染途径

　　提问完非典病人，摸清病人的接触史，并不代表调查工作的结束，流调队员还要追查和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这样才能摸清非典的传播途径。为了一名非典病例，流查队员就要追踪走访十几个部门，数十个家庭，上百个密切接触者。

　　4月9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队员吴疆遇到了他做流调工作后第一个考验。晚上6点，吴疆从医院流调回来吃完晚饭刚要坐下休息，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一位群众反映，他的一位河北亲戚要带着他的孩子来北京儿童医院看病，这个孩子是非典疑似患者。此时，病人已经从河北出发，大约在晚上8点钟左右到西直门长途汽车站。

　　为了抢时间，吴疆一方面寻求市政府和其他部门的配合，一方面带领组员赶赴现场。可吴疆赶到现场后了解到：病人已经下车，现在快到家了。为了控制好局面，吴疆通知西城疾控中心的同志马上到第二现场，把病人运送到地坛医院，他和队员继续在现场排查处理密切接触者、指导区疾控中心对车辆消毒……

　　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把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送进隔离病房，吴疆才松了一口气，回到中心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已经连续奋战了19个小时，虽然疲惫无力，但他又连夜撰写出了流调报告，直到5点多钟，天空微微泛出了鱼肚白，他才长出了一口气，靠着椅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谁知刚睡了一个小时，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据统计：4月7日到5月25日，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现场流调队的45名防病队员，对479例非典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追踪非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1673例；协助吉林、上海、安徽、河北等20个省市自治区调查非典病人密切接触者1372例，使这些密切接触者得到了及时的排查和监控。

　　流调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如果不能对密接接触者成功隔离，做再多的调查工作也不能切断传染源。

　　可在北京疫情爆发的初期，很多人对隔离很不理解，甚至打人撒泼，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滕仁明告诉记者，在4月8号非典被确认为传染病前，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工作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流调队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

　　4月7号晚上6：30左右，疾病控制中心流调大队接到通知：三里屯小学一个叫李朋朋(化名)学生的爷爷、奶奶被确诊为非典病人，李朋朋和他的父母是密切接触者，现在李朋朋和他的父母需被隔离。于是滕仁明和流调大队的同志用120急救车把李朋朋和他的家长从儿童医院接到了胸科医院。

　　谁知到了胸科医院，密切接触者怎么都不愿意下车，还一个劲地说：“我们家孩子不是非典，干嘛隔离我们？”腾仁明不厌其烦地对李朋朋的家长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被确诊了，你们有过密切接触，为了保护你们和孩子必须接受隔离治疗。”双方从晚上7：00开始了对峙，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在第二天早上3：00，李朋朋的家长被说动了，带着孩子下车接受了隔离。

　　“我们的流调队员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在外面站了近8个小时，这期间不知废了多少口舌，打了多少求助电话，但大家就是靠一种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坚持下来了。”腾仁明对记者感慨地说。

　　4月8号非典被确定为传染病，隔离工作受到了《传染病防治法》的保护，同时随着群防群控措施和媒体宣传的到位，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隔离的好处，开始主动配合隔离工作。

　　5月25日开始，北京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患病数字逐日下降，有关专家在总结时说：北京市2500名流凋队员通过他们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疾病控制中心流调队对堵截传染源、切断传染链的工作获得了成功。

　　流调队在非典战役中的得与失

　　随着零发病率的出现，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率控制，专家预言我国7月份将开展对非典的“歼灭战”。于是有人提出“流凋队是不是该解散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不是该告一段落了”。

　　6月8日，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防治组发出加强对非典病人、疑似病人流行病学调查的补充通知，要求就诊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应详细询问并记录病人出现症状前10天的行踪，以及与其曾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情况，并立即组织追踪调查；对以往调查中未发现接触史的患者，再次组织补调查，并于6月30日前将调查结果报告卫生部。

　　自我国出现非典疫情以来，卫生部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非典病人、疑似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文件，就加强流行病学史调查提出了要求。但是，从目前实际工作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和单位对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重视不够，工作不细，导致很多病例的流行病学史不清楚，既影响了对患者诊断，也影响了对疫点的处理和传染源发现工作。

　　北京市通州区疾病控制中心唐主任告诉记者：通过这次非典的考验，锻炼了我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的队伍，但也反映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人员技术力量的薄弱、业务技术水平薄弱，这些地方都需要加强，今后，流凋人员必须是医科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具有宽广的专业知识同时具有一定的时间经验。

　　另外，流行病调查的方式方法上仍沿用老一套的方法，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比如现在按照表格对病人正规询问他可能不回答你，因此得到的数据就不够完整，以后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培训提高流行病调查医师的水平。此外，还需要建立一种流行病调查应急机制，以便在下次疾病流行的时候，能够及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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