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南方都市报》就以气势磅礴的《永远告别“孙志刚悲剧”》的文章来表达他们的赞许和欣慰。
毫无疑问，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值得鼓励，都值得珍惜，以孙志刚的生命为代价、以众多媒体担当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勇气、以部分专家学者维宪热情的努力，以及国务院体察民
意勇于与时俱进的务实作风，终于促成了一个被证明存在侵害公民权利漏洞的法规的更改，这样的社会进步，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可是，我们却不可以太过于乐观地说，我们已经可以“永远告别‘孙志刚悲剧’”。这个说话在去年就曾经见诸《中国青年报》，当时记者根据广东改良的收容遣送办法得出了这个结论。早有论者指出，如果严格按照传统的“办法”而不打折扣，也不会出现孙志刚那样的悲剧。孙志刚本来是不属于收容对象，可偏偏被执法者收容，甚至不允许取保（同样，处女本来不可能是卖淫人员，可是有警察偏要她承认自己是妓女）。现在，国务院重新出台的新法规把收容遣送机构改成单纯的救济机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要把法规的目的和法规实施的手段统一起来，假如这样的机构的设置没有大的调整，以及关于经费来源、外部监督都没有大的革新，那么同样的悲剧依然可以重演，所以在这个新法规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我们理所当然希望国务院有关方面要多方面考虑，制定出一部成熟法规，让个别执行者难以钻法规漏洞，难以把它“变异”成牟私利的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在经费来源、工作人员的构成规范（以及他们的报酬）、执行过程公开（允许媒体采访报道）等诸多环节上考虑周全。现在就欢呼“永远告别”，显然过于乐观，在面临民生大事面前，需要我们更审慎一些，更理性一些。法治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不断地努力。
从孙志刚悲剧到一个新法规的出台，整个过程很生动地说明，社会公共事务的改进，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参与，特别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比普通公民更懂法，就更需要站出来，发出他们正义的、理性的声音，而媒体也不能够漠视民生疾苦，不能漠视法规政策可能存在的缺陷。这样的社会改进的成功，可以说给了公共媒体以一种成就感和更多的责任心，将极大地鼓舞我们走向政治文明的社会信心。有关方面也表现出正视民意、从善如流的良好风尚，可喜可贺。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在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