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要求全国公、检、法机关重点清理和纠正超期羁押案件，超期羁押这一“顽症”，或许有望逐步解决。
据媒体报道，河北曲阳县农民杨志杰作为一宗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于1991年2月被警方收押，2003年6月才被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一个无罪之人被关押12年之久，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精神和肉体都受尽折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正在积极推进
法制建设的国家里，实在是天理难容。这一事件固然极端，但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却并不鲜见，以至已被视作司法过程中屡治不愈的顽症。
超期羁押的现象屡禁不止，自然有其理由。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把有犯罪嫌疑的人关在看守所里，自然是最保险又方便的做法。在里面可以没完没了地审，在外边可以从从容容地查。即使被检察机关发回，还可以继续“补充侦查”，直到“水落石出”———尽管水落石出的结果，可能是杨志杰那样关押12年之后的无罪释放。如果仅仅从“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办法是有效的。排除那些以羁押而向犯罪嫌疑人勒索的腐败现象，超期羁押现象屡禁不止，大约就和这样的认识有关。但它忽略和践踏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人格尊严。
虽然我们对法制建设的呼唤已经有数十年之久，司法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法制观念尚未成为全民的普遍共识，在对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若干错误的认识。虽然媒体和公众都学会了“犯罪嫌疑人”的说法，但必须视犯罪嫌疑人为公民，并尊重其公民权利，却未必已经成为包括公安司法人员在内的公众的共同认识。当公安机关以为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为民除害、维护安定的时候，违反法律规定的无限期关押、调查，也就做得理直气壮。即使在普通公众心目中，一个被认为具有重大嫌疑的人却在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释放，恐怕也会被认为是执法不严。
但是，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公民的各项权利为法律所赋予，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定罪，则公安机关尽可以继续调查，但嫌疑人的公民权利却必须予以恢复。这样的做法或许会造成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难度，甚至放过了个别的罪犯，但是为了杜绝对公民普遍权利的侵害，这也是必付的代价。在目前树立现代法制观念、建立现代法制社会的特殊时期，就尤其如此。那种以为自己掌握了公共权利、行使着司法权力，就天然地居于正义立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具有正当性的看法，实在是过于陈旧，并极有可能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至于个别地方的个别人员，以超期羁押为手段，向当事人或其家属进行经济勒索，或不同部门之间暗箱操作，以司法权力为工具以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则是超期羁押的另一种原因和恶果。对这样的现象，当然就更必须下大力气和大决心予以惩处。这次人大和司法机关提出对超期羁押“顽症”的解决，就包括这方面的因素。（评论员/张天蔚）（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