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寻密接人群足迹遍及各区县一项调查刚完立刻投入新的调查炎热夏日全副武装捂出一身汗水

　　在非典疫情暴发之前，人们对“流调”这个词的了解基本是一片空白，就是在抗非战役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大多数人对流行病调查这支为切断非典传染链条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特种部队”也不甚了解，所以真正采访过他们之后，记者更觉得他们是抗击非典的幕

后英雄。

　　前段时期，东北某市一家三口死于非典的故事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非典疫情流行期间，东北某市的一位老太太患病住院，正好和一位从北京来大连出差的发热患者同住一个病房。后来这名来自北京的患者被确诊为非典。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人员立刻对这位老太太进行隔离调查，追问其家里还有哪些人到过病房。但是对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措施极度恐慌的老太太家人，死守和非典患者的接触真相，结果很快这位住院的老太太出现发热症状，后被确诊为染上非典。随后，曾到医院护理过老太太的其大女儿、二女儿、二女婿全部被确诊染上非典，最终一家四位患者除老太太外其余三人全部病死。

　　这个悲惨的故事不仅说明了在非典流行期间不服从医疗机构的指挥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也把一支抗击非典的特种部队———“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带进了人们的视野。

　　政委成了半个“侦察兵”

　　在非典流行期间才见之于报端的“流调”一词，说白了就是某处发现非典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后，有一批人员马上扑过去，对患者的患病经过和期间接触过的所有人员详细调查，上线查清患者的病源从何而来，下线找到患者得病前后所有密切接触过的人员，对这些人员隔离观察切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非典疫情在北京暴发之后，由于驻区大医院多、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量大而使确诊非典患者数量高居各区县之首的海淀区，立刻成立了一支200多人的流行病调查防病大队。4月26日，原海淀区人防办主任康建民临危受命担任了该大队的政委兼书记。这位有着33年军龄的部队转业干部，把200多人的区“流调”防病大队分成了先锋队、主力军和智囊团。而他自己又像回到了做军人时的战场上，只不过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康政委扮演了一名侦察兵的角色。

　　5月7日“流调”大队接到信息：一名广东东莞的民工来北京打工，该民工8日出现发热症状，9日住进海淀医院，很快被确诊为感染了非典。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必须尽快查清该患者入院前的密切接触者，迅速切断传染链。

　　接到疫情通知，康政委立刻带领几位已经多日没着家，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流调”队员，穿上隔离衣，戴上防护镜、口罩、帽子、手套冲上了随时待命的“流调”车，直奔患者所住的医院。

　　到了民工患者所住的医院，康政委等立刻进入非典病房，询问这名患者患病前居住在哪里，都接触过什么人。但是刚来北京本来就对环境不熟悉，又对非典病情恐惧到极点的这名民工一问三不知，吓得已经记不清自己打过工的工地名称和都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病人的病例上只有“清河小营”的字样。

　　康政委当即决定，不能死等患者打消顾虑或是回忆起接触过的人员，必须派队员分头到病人有可能去过、住过的地方查找，迅速控制传染源。

　　几个小时过去了，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康政委带领“流调”队员先后查访了清河地区的清河街道、西三旗街道、附近的东升乡，但是这名非典患者的“接触背景”调查毫无进展。康政委又求助于区建委查访了清河附近的5个工地，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在海淀区防治非典指挥部的协调下，动用了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力帮助查找，终于在第二天凌晨1点，查出该患者的具体居住地是海淀区四季青乡的篱笆房村，和该患者病例上的“清河小营”差出了几十里地。

　　为一个患者跑遍四城区

　　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该区非典流行期间“流调”队员们的大本营。在这里，记者了解到“流调”队员为了查清一个非典患者的密接人群，找遍北京四个城区的故事。

　　那天，该“流调”中心的宋大夫去医院了解一位83岁的非典患者的密接人员情况。老大爷年岁大了耳朵不好使，宋大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清大爷患病前都和哪些人有过接触。

　　宋大夫从地坛医院回到疾控中心已是晚上9点半。她晚饭没顾上吃，又心急火燎地向中心负责人汇报“流调”情况。原来这位老大爷患病期间，5个儿子都看护过他，加上和大爷接触过的医生、护士、护工、保姆不下十几个，从当时的居住地看，至少分散在北京的四个城区。了解到这一情况，中心的人员也都顾不上休息、吃饭，打电话的打电话，决定开车出去查访的已经冲向车门。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和大爷有过接触的人员或是隔离观察、居住地严格消毒，或是通知其他区采取措施。

　　说到非典时期“流调”工作的特殊经历，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调”队员每人差不多都能讲出

　　几段故事。由于每天的工作都是直接和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人近距离接触，所以队员们外出执行任务时都要用密不透风的隔离服、口罩、雨靴、手套全副武装。五六月的气温有时达到了30多摄氏度，捂上这身“行头”没动窝有时就是一身汗，还不要说队员们外出执行流调任务经常是在炎热的太阳地。

　　据了解，就是在非典疫情已经有所缓和的5月3日一天，崇文“流调”中心的队员们，就用了126套防护服，出车几十次。

　　过度劳累突然失声

　　非典在北京流行两个多月来，“流调”队员们的事迹见之于报端的并不多。这并不是他们的任务不艰巨，工作不出色，而是他们做得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

　　下面记者只摘录几段海淀区“流调”大队在抗击非典过程中的平凡小事，来见证这支队伍的无私奉献和崇高精神。

　　4月26日清晨，铁路总院出现了最新疫情：一名女大学生被确诊感染非典。接到消息的队员们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立刻穿上防护装，跳上时刻待命的消毒车。

　　20分钟后，承载三个小组和消毒设备的车子停到了铁路总医院门口，“流调”工作迅速展开。正在医院里紧张忙碌的医护人员，无暇顾及“流调”队员索要患者病例的要求，队员李乐平毫不迟疑地进入病房，在离病人只有两三米的地方，从容填写调查表，询问病人患病时间、家庭情况、密切接触者都有谁。一个病例的调查刚完，又一例“非典”患者被送了进来，李大夫顾不上干渴的喉咙已经快说不出话，继续对新的病人进行新一轮调查。

　　当北京的非典疫情出现蔓延的趋势时，刚刚成立的海淀区“流调”防病大队只有11个人。海淀区疾控中心的老消毒科长靳凯歌身先士卒成了第一批“流调”队员。人手紧，她又当队员又兼司机。几天后队伍增加到70多人，由于是间接被隔离者，队员们全部吃住在三间办公室里，吃饭轮流上桌子，睡觉找个地方歪一会儿。

　　处理过海淀区第一起非典疫情的张泽生大夫，是在防疫站疾控科战斗了27年的老队员。抗击非典期间，每天都和非典患者打交道的张大夫本身也是个病号。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曾使他卧床半年，勉强上班后一站时间长了就痛苦异常。1999年张大夫还因右眼视网膜脱落，手术后导致失去了右眼。但是非典疫情发生后，这位老队员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

　　在北医三院的一次工作中，他一站就是6个小时，腰疼得实在受不了时，他只能蹲下去歇几分钟起来再坚持工作。在北医三院去世的一位非典患者是一位回民，按照民族习惯，死者家属希望把尸体拉回去土葬。张泽生苦口婆心地讲传染病必须火化的道理，不急不躁，最终说服了死者家属。

　　秦安莉是再有两年就要退休的老疾控科长，疫情最严重时，她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4月14日，秦安莉去给全区70多个单位做培训，课堂上她突然失声说不出话，只好暂时安排学员看幻灯。

　　老专家三种降压药一起吃

　　“流调”防病工作一方面危险、艰苦，另一方面技术性又很强，对专业要求很高。在抗击非典疫情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一支由防病专家组成的“智囊团”，也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制定预报标准、分析疫情走向、提出防疫措施的工作。这些专业水平高深、技术精湛的老防疫工作者，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做到了把他们掌握的所有知识、技术和心底的深厚情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民。

　　为了拿出《疫情预测预报》方案，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专家组成员冒着年岁大、抵抗力弱易被感染的危险，多次深入到非典患者中间实际调查。白天了解疫情发展趋势帮助培训“流调”队员，晚上专家们聚在一起分析疫情，为政府提供疫情防治的意见、建议。

　　50多岁的防疫专家王炳才患高血压多年，抗击非典期间他一直边吃药降压边工作。一般人一次只吃一种降压药，但是过度劳累的王医生要3种降压药一起吃，才能把血压降到能正常工作的状态。按医嘱降压药只能一天吃两次，但是为了坚持工作，他一天偷偷吃三次。看到50多岁的老专家实在太累了，单位安排他去休息几天，但是他坚决不下火线，只是简单地撂下一句“活儿太多走不开”，就又一头扎到了工作中。

　　在了解北京上千名“流调”队员，上下一心、严防死守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记者听到了太多太多感人肺腑的人和事，但是由于报道的篇幅所限，我们只能记录下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我们相信，在北京抗击非典疫情的历史丰碑上，党和人民会为这支特别能战斗的“流调”之旅记上光辉的一笔。（文中部分资料取自海淀区委《海淀报》相关报道，特此感谢）

　　建筑企业投入千万元为民工保健康

　　数字里的群防群控

　　据了解，作为本市大型用工企业，非典疫情期间，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等建筑施工企业把工地上的60多万民工的生活和健康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分别投入上千万元，全面改善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其中，建工集团在北京天文馆新馆、天天家园等工地还做到了每间民工宿舍限制在8至12人，让民工下工后都能洗上热水澡。建工集团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非典以来，他们仅用于改善民工住房条件的直接投入就达到1500多万元。共拆除大通铺3159个，购置新床铺32146张，新建盒子房1160个，改建宿舍1974间，购置新床单被褥等约4万件。

　　另外，在抗击非典期间，大兴区为了加大对建筑工地的管理力度和外来务工人员防控非典知识的普及力度，先后印制了5万多张抗非典爱心服务卡，送到全区276个工地的建筑工人手中。卡上印有发烧病人的就医指南和区内的区人民医院、仁和医院、红星医院三个发热门诊的电话，以及各镇、社区“发热巡诊”的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使各施工工地内的务工人员全都了解到发热病人的就医流程，避免交叉感染。同时，还为全区的建筑工地专门配备了两辆医疗巡诊车，统一配备了医务人员、医疗器材和药品。

　　北京市疾控中心信息统计组B组组长高燕琳

　　工作从子夜开始

　　最近，北京市的非典疫情逐渐归于平静，但是走进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统计组B组组长高燕琳仍然在办公室里忙碌，“现在是病人大批出院的时期，所以我们的数据统计工作也得跟上才行。”

　　从非典疫情警报响起，本市的信息统计系统就开始高速运转起来。各区县疾控中心每天都会在夜里12点之前把属地各医院的报告卡传真到市疾控中心，由信息组的工作人员仔细地录入，把所有病人的情况全部输进数据库中，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上百个病人，光录入工作就得一两个小时。信息组的工作人员负责把每天新的数据与总的数据库进行核对，进行查重，把重复的人挑出来，再把另一部分做新的录入，新发、转确诊、出院、死亡等各种情况都要统计清楚，然后出具每日市民看到的新统计报表。

　　高燕琳介绍，做这项工作，时间要求非常紧，因为每天的工作都从夜里12点开始，前一阶段新发的病例多，后一阶段则是出院的病人多，都一直要工作到早上7点，才能把报表弄好，7点半前送到市政府，好向全体市民公布。

　　虽说是夜里统计数据，可是白天也没法休息，因为数据一公布，就要不停地给各区县疾控中心的人员解释数据差异的问题，因为当时病人的统计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各个中心之间掌握的情况不尽相同，需要解释的地方很多。非典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有很多的变数，每天出现的疑似病例、疑似转确诊、出院、死亡、排除病例相当复杂，病人中还有不少重名重姓的，为了一个病人都要在整个库里查对。小高说，能够准确上报疫情数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记者/李罡 董伟 刘素然 于巍）（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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