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20日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华社22日受权播发《办法》全文。 《办法》共18条，包括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原则、救助站设立和管理、为求助人员提供的救助内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违反者责任追究等，标志着我国对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告别“收容” 沈阳挑起“救助”大旗收容亲历“我们都

被收容过”“收容”变“救助”了，这足以让人欣喜振奋，这毕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同时，回想起那过去发生的一幕幕，许多人的心仍不禁会发酸。“第一次”的经历救了他的“第二次”在站内，一个双臂残疾的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说他叫张宝军，绥中人，8岁到沈阳，已经在沈阳呆了30年。他曾有过两次被收容的经历，第一次是1987年，他被收进了沈阳收容遣送站（当时叫南关收容所）。提起南关收容所，张宝军的脸上起了阵阵痉挛，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他才讲起了在南关呆的那段经历。在那里，被收容的人总是在不断地打斗，谁看谁不顺眼就打，收容站里很少人出来维持秩序，每天那些健康的人会被要求干活，据说修路时挖一段路15元钱，可是到了被收容者手里就成了可怜的3块钱。即便如此，一日三餐也只有窝头咸菜，顶好的时候会大家合喝一盆白菜汤，那汤其实就跟清水里放两根白菜帮和几粒盐差不多。等到有人“挣够”了回家的路费，就会被往收容所大门外一扔，从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回了家、或者还在沈阳呆着，那就不关收容所里那些人的事了，反正下次遇到再把他关进收容所干活就好了。 第一次被放出之后他回了绥中，但家中没有亲人了，在外流浪这么多年和谁也混不一块，于是又来到沈阳。1995年，他第二次被收了进去，这次他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进去之后就打了同屋的三个人，后来又在干活中和别人打了两次驾，这回他呆了13天，没受一点的罪，还能吃饱饭。这次出来之后第三年就没了胳膊，他自己说是晚上被车轧的，也没有找到车主，保住命已不错了，自从他残了之后，还真的没人收容他了，多次碰见收容人的，有时先跑了，有时看见也不管他，南站、北站一片很多人都认识他。4个人白干了半个月的活武志祥说自己是山东枣庄人，他被收容时是1998年的秋天，那天他和同村的其他四人来投奔老乡，只知道住在东陵区长白乡的一个最大饭店的后边，可几个人找了半宿也没有找到，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路边先睡下，第二天再接着找，可刚躺下不久就被警察叫醒带进了派出所。询问一阵后就用车送到了不知是什么地方，第二天一早便下地（是个农场）干活，他们要求和老乡联系，但没人允许，第三天时他们又提出要求，其中一个立即被比他们早来的两人打了好几个嘴巴，好在他们是四个人，又都住在一个屋里，这两个人才没敢再动手。两周之后，老乡在到处找他们一阵后，试着到收容站来看看，果然发现他们在里面，立即把他们接了出来，临出来时，他们向收容站的人提出要钱，因进来时就说活不白干，挣出路费就让回家，干了半月活想每人要50元钱，但得到的回答是：“不有人接来了吗？还要什么钱。”当时啥话也没敢说，急忙和老乡打个车回到了住地。“闲溜达”溜达进了收容站现仍在铁西区铁百边上工地干活的何泽黎和赵玉鹏都是四川人，2000年春天，他俩人从四川来沈阳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有一天晚上他俩在大街上闲溜达，这时来4个陌生人向他们要身份证，他说没带在身上，但不容他们回去取已被带上了一辆车，后又和另外几个人一同到了不知道叫啥的地方，整整干了4个月的活，被放出来时每人给了400元钱说是回家的路费。当他们费尽力气又找回那个工地，工地的活已差不多完事了，他俩走后，别人还都以为他俩嫌活累偷偷跑回家了。这一年，他俩就拿着这400元回了四川。新闻事件收容遣送站摘下54年的门牌20日下午3点25分，沈阳市收容遣送站正式摘牌，这块建国时就挂上的已挂了54年的牌子，到此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摘牌的一瞬间，站长甄海军和副站长张继志深有感慨，作为专搞收容遣送工作的老同志，他们觉得这个牌子早就该寿终正寝了。令他们欣慰的是，虽仍叫做收容遣送站，但沈阳站具体功能从去年开始，已经从“收容遣送”过渡到“救助”了，目前站里只有7个被收容人员便可说明问题。在国务院没有通知之前，他们就合计过，社会经济在向前发展，人员流动也逐渐增加，见“三无”人员就收实在不是那回事。站长介绍说，当日摘牌是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明传电报的精神，这精神虽简单，但也基本上体现了要正式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大致内容。电报的大致内容是，各地收容遣送站从即日起，不再接收按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送来的被收容人员。对已收容尚未离站的人员，当地民政部门和收容遣送站要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核查清理，凡不属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的，要抓紧时间予以遣散或遣返，确认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救助。对于多年积压滞留在收容遣送站的痴呆傻等智力障碍人员、精神病人以及正在接受治疗的重病人员，要继续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救治等必要服务，同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专题报告，请政府和相关部门妥善安置。而各站也要着手整顿站容，拆除各种隔离性的铁棚栏，清除监所模式，为改设救助机构造条件。据了解，目前国家民政部正在抓紧制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实施细则，并与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在关”问题，届时还将召开全国民政系统的专门会议部署安排，各地在现阶段如有工作中难解决的问题，可及时告知民政部或申请当地政府解决。据悉，因为从“收容”到“救助”的功能转变，沈阳市收容遣送站也会有新的名字，但究竟改为何名，目前正在商榷中。有关部门责任和挑战并存“收容”变“救助”，这一改变一面关系到广大的流动人员，而另一面关系政府的各个有关部门，改变之后，有的部门减轻了负担，而有的部门无疑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民政部门：压力挺大有这样一组数字，去年一年当中，沈阳收容遣送站收容外流人员6000多人，遣送2300多人次，治疗各类精神疾病51人，救治各类危重病人154例，安置到福利院呆傻儿童9人，安置到农村敬老院48人，实现跨省安置3人，共用市财政经费174.5万元。这样大的工作量对仅有102名干部职工的单位来说，实在是忙得不行了。谈到今后的从“收容”变到“救助”的转变，有很多人以为这回工作量减轻了。市民政局张影局长、民政事业管理处倪科长和收容遣送站的甄海军站长对今后的工作普遍感到压力很大。他们认为，收容的范围缩小是毋庸置疑的，但所面临的如何服务、如何做好这些无着落无生活来源的城市乞讨人员的救济和安置，现在看心里还没有十分的底数，因这时无论是受救济本人还是整个社会，都会有比原来更高的要求和应达到的服务标准，但有一点要好一些，那就是沈阳已先走了一步。从去年初开始，站里已基本上开始了从收容向救济方面的转变，如一年多来已实行了“三个停止”，即停止了被收容人员的不合理的收费，停止了去北京接收被收容的人员，停止了对“新三无”人员的收容。这些和即将出台的政策大体是一致的。公安部门：不再为那些三无人员忙活沈阳市沈河公安分局某派出所主管治安的副所长对国务院“收容”变“救助”的政策感慨太多，几年来，每年他们都有多次夜里上街去收“三无人员”这样的行动，平时在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多了，收回来之后，查身份做笔录干到半夜还不算，这之中如有一点差错责任都找到他们身上，真是费力不讨好，市民有时在看到那些人时还常常抱怨公安部门工作没有到位。和平分局一干警说出他们另一苦衷，他说他们公安部门的这一行动，说好了是整治市容，可有时就是帮助收容部门搞创收，这不算，进去的人出了事，还查收进这个人部门的责任，真是有苦难言，这下好了，我们一下子轻松多了。医疗部门：责任和挑战并存收容来的精神病或其他重病患者，一般都要送到民政部门的安宁医院或由公安部门直接送到本系统的公安医院去免费救治，面对新的政策，医院的负责人也是“心里没底”。首先是对新的政策不知道，不知道对民政这一块多年吃惯了大锅饭的单位会不会尽快转型，因这是大势所趋。随着“收容”变成“救助”，他们这一块的负担是增是减也是没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他们的责任也随之加大，但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打工心声没了“收容”我们可放心“闯荡”“收容”变“救助”对打工者来说无疑也是一次“心灵空间”和“生存空间”的解放，在国务院的通知传出后，记者来到了打工族中间，体会到了他们那“无比的兴奋”。47岁的汪家驹说他是地道的“三无”人员，没暂住证，没劳务证，身份证也只有一张复印件，他是个木匠，自从5年前从河南来沈阳，他就在铁西区劳动公园门口揽活，有公安和民政人员来检查，他都吓得早早地跑了，晚上也不敢随便外出，怕哪天运气不好给收了进去。19日一大早，他还照常来到公园大门口，这时沈阳市内的一位总在一起揽活的老哥对他说：“昨晚我看新闻了，以后像你这样的人不准收容了，收容的只是那些真正没有生活来源的靠沿街乞讨的那些人。”听了这话，老汪当时还有些不相信，以为这位总和他开玩笑的老哥又在逗他。在他半信半疑之际，一位小伙子递给他一份当天的报纸，特意翻出来让他看。他文化不多，仔细看了三遍终于看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虽只是上午的10点半，可他把他的家什一背，非要请大伙去小店喝酒，大伙见老汪几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大方，便一同跟着去了。这酒从中午一直喝到了晚上，酒桌上，他反复问大伙一句话：“从今后，我和你们沈阳人也没啥区别了对不对？”大家都说对，在这爱干啥干啥也没人撵没人抓了。酒喝到兴奋处，他说他还要在沈阳找个老伴，要买房子安家，他还要把和他在一起干活多年的同村的两位老哥们叫过来一块包木匠活，因这两人自从3年前从住处被收进去之后，再也不来沈阳干活了。在皇姑区松花江东街的北运河桥上，从阜新市彰武县来的几位揽力工活的小伙子，听记者说以后外来人员不再因缺少什么证而进派出所被罚款或被收进去了，他们还不大相信。一位叫李忠诚的小伙子说，昨天听一个朋友说了一句，但是真假还不大清楚，这回听记者说的肯定不会错。他说，他们这些来城里打工的本来就不容易，可天天还提心吊胆的，本来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这个证那个证的不说要花钱，说是连办证的时间都舍不得，可不办证真有人挨收拾。有一次他们几个人从家中回来，后半夜才下车，刚想在车站对付一宿，可刚睡着就被几个人叫走了，好在沈阳还有个亲戚，打了电话才没被带走，以后就不会有这样麻烦事了。在于洪区陵园街的一家大众浴池，老板说去年因他们这里有几个小伙子没有办暂住证，几次在半夜被叫起来查个仔细，有时补了算完事，有时补了之后还要罚款，弄得这里的服务员走了一批又一批，谈及这些，老板有些无奈。正在此打工的几个小伙子提到以后再不查什么“三证”显得十分开心，他直接对老板说，这回可以安心地干活了。探访流浪我们正等待被“救助”让我们把视线聚焦在那些“求助”者的身上。时间：6月20日上午11点地点：北行、碧塘公园沈阳北行地区曾经是流浪者的聚居地，那里时常“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聚集着乞讨的人群。6月20日，记者在北行却没有看到一个平日里避之不及的流浪乞讨者。随后记者来到了附近的碧塘公园，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坐在广场的石凳上。记者上前和他搭话，得知他姓丁，但不肯说出名字，在碧塘公园已经呆了几个月，平时晒晒太阳、捡捡破烂，晚上有时候就躺在公园的长凳上过一宿。记者再问他别的什么，他就缄口不言了。时间：6月20日下午2点地点：太原街在太原街西口的文新大厦后身，记者看到了正在捡破烂的老张和老岳，同样是不说自己叫啥。老张看上去近六十了，他是铁岭人，2002年初来到沈阳淘金，可是他发现自己几乎什么也不能做，工地不要他这样的老头，别的他也不会做，没办法，只好捡破烂。现在，他每天穿梭于各个垃圾箱之间，寻找可以卖钱的东西，到了晚上把白天捡来的垃圾卖掉，聊以为生。记者问他晚上住在哪里，老张苦笑两声，困了，就找个避风的地方猫一觉，醒了再接着捡。不到40岁的老岳是安徽亳州人，怀着和老张同样的目的来到沈阳，可是却遭遇了和老张相同的境地。晚上五点多，记者又到文新大厦后身时，看到老张正在吃“饭”，那所谓的“饭”，是从垃圾箱里翻出来的、泛着馊味的剩菜。记者鼻子有点酸，转身离开了……时间：6月20日下午4点地点：太原街记者在太原街漫无目的地闲逛，突然被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拦住了去路，老人操着一口听不大懂的口音向记者要钱。记者给钱的过程中和他攀谈，他本是江苏人，年前老伴过世，几个儿子都出外打工了，他一个人在老家没什么意思，于是北上沈阳。到了沈阳之后，就靠乞讨为生。他说他现在活得很好，不像在家里那么无聊了。记者没说什么，从包里拿出一块钱放到他的手里，离开了。文新大厦的对面，是一块刚刚平出的土地，在这块平地上有一个小帐篷，帐篷里住的是从山东来的老曲一家。老曲妻子的智力有些低下，见人总是重复地问：“你是谁啊？你家在哪？你为什么不回家？”老曲说他们在沈阳已经呆了几年了，每天靠捡破烂过日子。几年中他们不断地搬家，他所谓的“家”，就是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帐篷，帐篷外几块石头支着一口锅，锅里煮着他们的晚餐——大米粥。记者说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快要开始施工建楼房了，到时候他们要搬到什么地方，老曲的眼里只是一片茫然。时间：6月20日下午6点地点：保工街在铁西区保工街的一片被拆迁空地的东侧，躺着两个中年男子，全身衣衫破乱不堪，脸和土一样的颜色，记者问其中一个人问了半天也没有回应，另一人说，那个人已好几天不能说话了，只知道他是从黑龙江来的，几年了，开始说找媳妇，没找到也就没回去。讲话者说自己叫刘才，河南安阳人，父母早没了，一个妹妹也出嫁了，他没有家，4年前一人出来打工，工地上干了一年老板没给一分钱，没钱回家就在外流浪，开始还想找工作，可后来身体不行了，回老家也没地方去，活一天算一天吧。时间：6月20日下午6点地点：沈阳北站白天的沈阳北站一个流浪的人都没有，但一到晚上四处流浪的人都三三两两地聚集起来了，原本的地下停车场入口被他们占得满满的，这里男男女女20多人，但大都是40岁以上，看上去身体都没有问题。记者问他们来自哪里，没有一人吱声，问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一个人肯讲，问他们白天都在干什么，这时有一中年妇女讲话了，她说没有偷也没有抢，能要就要点，能拣就拣点，能活着就行呗。坐在她一旁的是位老妇，她的头发已白得差不多了，问了她半天，她才勉强说出几个字：“老头子死了，两个儿子一个姑娘都不要我。”虽然这些人都躲着记者，但从他们相互交谈的口音中可以断定，他们差不多是一个地方的人。时间：6月20日晚上8点地点：沈阳站沈阳站站前广场开始聚集起白天在各处乞讨的人，他们准备在站前广场上度过夜晚。记者上前与他们聊天，但也是没有人搭话，问了几句，已有人开始背起行李去了别处，最后记者找到一位年纪轻的男子，他用一口江苏话讲，找不到工作，只好要点零钱花，记者给了他一盒烟，他才讲出实情，他说在南站这里过夜的大都是江苏人，有不少是一个村的，还有人相互还有亲戚，他们就是靠乞讨和拣破烂为生，这样一个月下来，有时比身强力壮去工地干活挣的多，还不怕“老板”不给钱。新闻链接沈阳的“孙志刚”事件2001年，沈阳也发生了一件与广东的“孙志刚事件”十分相似的“朴永根事件”，只是没有媒体能把事情的真相完全地报出来。家住抚顺市的朴永根因“三证不全”而被某执法部门遇上，虽已知道是抚顺人但还是被收容了。进了收容所之后，由于他是鲜族人，在交流及年龄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因此一进收容所之后便受到一些身强力壮的不三不四的人的欺负，本人也几次向工作人员反映此事，但这些收容站里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是平常或很正常的事，最终还是酿成了祸端，朴永根在里面被一同的收容人员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市有关部门对此事十分重视，立即对主要责任者进行了处分并调离了岗位。民政部门的领导在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时做了这样的总结，收容遣送工作指导思想不端正，混淆了收容遣送对象的范围。越权收容，乱收费，甚至为达到多收费的目的，人为故意扩大收容范围和延长收容时间，这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在收容管理中，采用了利用被收容人员管理被收容人员的“二管教”管理方法，致使人被打死之后，值班人员还不知道朴永根被打的事情。站里的一切制度形同虚设，没有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工作中丧失了党性、德行和人性。不久，相关参与打人的凶手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7人中，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另几人也分别按不同程度被判了刑。但收容站里的相关责任人目前尚无准确说法，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当中。发生在收容站的感人事儿有了朴永根事件，这个收容站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件事就是为不想回家的人找家。来自山东五莲县洪凝镇集后村的妇女杨玉君，因婚姻问题离家出走，十年的流浪生涯和远离亲人的她患有抑郁型精神病外，双脚已经冻掉。为了帮她找到家，从去年初，工作人员就耐心引导，但她不说一句话，大家都以为她是哑巴，请来聋哑教师，她又不懂哑语，在一次晒太阳的偶然机会，工作人员突然发现她会写字，拿来纸和笔和她一块写呀画呀，终于写上了省的名字，后又写出了县的名字，几天后又弄明白了村的名字。去年3月12日一大早，从山东老家赶来的弟弟和妹妹见到姐姐就抱头痛哭，兴奋之余又急忙给家中的老母亲打电话：“妈，我二姐找到了，她还活着。”去年5月15日上午，从海城赶来的苑立仁紧紧抱住儿子田伟，全家人哭成一团。田伟的母亲说：“这孩子从小学习就特别的好，考大学时差一分没考上，一股火孩子就失常了，一走就是3年没有音讯，全家人找了大半年，花了几千元的路费。他爸找孩子两年多没有找到就病倒了，春节还没过完就死了，闭眼前还喊着他的大伟。”16年前她就疯了，在杀死丈夫后抛下三个孩子到处流浪。进所两年，从来说不出一句能让人听懂的话。今年3月21日，这人突然迸出一句话：“不在这呆了，该回家。”工作人员听到后，立即抓住机会启发她，从她东一句西一句地讲话里，工作人员终于知道了她家的具体地址和名字，于是把电话打到了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县榆林乡。接电话的人又问自己的老母亲是否有这个人和这件事，老母亲确定就是他们前村李国富的媳妇，当站里将人送回去之后，家里的亲人和邻居都感动的不得了。但工作人员又发现一件事，她的三个孩子中，这16年里有一个已经夭折，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在部队服役，一个正上高中，这种情况如果只送回去她还得出走，于是在通化市收容遣送站的在力协助下，给她治好了病又把她送到了乡敬老院。那一刻想起的太多……曲　刚当沈阳市收容遣送站站长甄海军亲手摘下已经悬挂了54年的牌子时，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心情的复杂当然不简简单单是因为他的官衔要变成“护送站”或“救助站”或其他站的站长了。同样心情复杂的还有当时在场的男女记者们，他们曾筋疲力尽的对“收容”二字的口诛笔伐的时段终于可以结束了，但他们心中似乎仍沉重地放不下什么。还有众多围观的人群，那其中当然会有一些“流动人员”，而里面就有几位曾被“收容”过也被不住，此刻他们心中定然豁然亮堂和温暖起来，但那亮堂和温暖的背后，那“收容”过的“过去”在他们心中只能慢慢遗忘……是的，在“摘牌”的那一刻，我们想起的实在太多——收容制度的出现和实施都是包含着很多悖论色彩的，它一开始是以福利救助的面貌出现的，但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一种敌视性的压制措施。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收容遣送发生在1954年，当时就根据收容办法制定了许多内部文件用来防范制止农民进城，可非常戏剧性的是，当年颁布的宪法却刚刚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收容遣送制度有了公开的法律依据是在1982年，当时的背景是：社会结构有所松动，同时失业问题十分严重。既然“有法可依”了，于是乎为维护“市容市貌”，地方各部门又衍生出了众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规章和红头文件，于是乎，收容人员私欲膨胀，做起事来当然也就明正言顺，无所禁忌了。前不久发生过一起三位公民投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事件，他们请求全国人大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结果，国务院法制局收集了相关法规规章，竟发现有191个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地方立法。难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周汉华先生愤然：“这些地方立法甚至导致被收容的人中有90％不符合收容遣送办法的规定!”我们无法忘记一个陕西妇女被关在遣送站的“男人间”里，而备受凌辱的屈辱场面；我们无法忘记一个健康正直的农民，进城打工而三次被“遣送”回家乡，最终精神失常的悲惨结局；还有孙志刚，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就因为证件不全而被关进了“收容站”，而却又因为几句话得罪了工作人员惨遭毒打……但这些可怕的事情毕竟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因温总理一纸漂亮的签署而画上了句号。我们庆幸，我们欢呼，因为我们面对千千万万流动兄弟姐妹的一张冷酷无情的面孔顷刻间化为和颜悦色的春天；我们庆幸，我们欢呼，因为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社会又向文明迈近了一步。但在我们庆幸和欢呼的气氛里，我们心情的底色应该是复杂的，“收容”转变为“救助”，但“老好人”也不是好当的，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坎坷和困难。

　　但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从“收容”到“救助”这样的鸿沟我们都已逾越。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主任记者　孙学友　实习生王颖华　王威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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