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有煌

　　在贵州省遵义市凤凰山麓，湘水之滨，小龙山上，建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 ”。陵园广场中央有一座30米高的纪念碑，碑的正面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红军烈士永垂不朽”。从碑后拾阶而上有座陵墓，是红军长征中回师遵义时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的墓茔。邓萍墓的右侧还有一座坟墓，墓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三个大字“红军坟”

。碑前的左侧有一尊铜像，这是一位红军女卫生员，她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拿着汤匙给婴儿喂药。关于“红军坟 ”，曾流传一些美丽的神话般的传说，所以不仅当地群众来拜谒者众多，有些人还以古老的传统方式——烧香礼拜以表达追思之情，而不少来遵义参观、学习、办事、旅游的人也慕名前来瞻仰。首谒“红军坟”

　　红军长征时，我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医生，在遵义住了一周左右，解放大西南时，我又随部队进驻贵州，并在贵州工作，但50年代初我就奉调军委卫生部工作，60年代初调重庆工作，1965年8月，我才第一次拜谒“红军坟”。

　　当时我在重庆第七军医大学（1975年7月改称第三军医大学）任副政治委员。 1965年暑期，我带领1000多名学员从重庆到遵义徒步野营拉练，走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学习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得知遵义1953年修建了一座红军烈士陵园后，我便率参加野营拉练的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前去拜谒，这样就第一次瞻仰了“红军坟”和听到了有关坟中烈士的传说。

　　“红军坟”前的铜像是一位短发的女红军形象，铜像的脖子上有少先队员系上的红领巾，脚背被前来瞻仰的人摩得光滑发亮。铜像前有一个长方形的香炉，炉内香灰堆积，插着许多燃烧着的香，像前香烟缭绕。据陵园的工作人员说，这里埋葬的是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女红军，被群众赞誉为红军的“神医”。她待群众如亲人，医术高明，药到病除。她的事迹从遵义附近，逐渐流传到云、贵、川方圆几百里，而且越传越神。这座坟是1935年3月由遵义桑木桠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建造的，当时就立有一块刻有“红军坟”字样的石碑。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红军坟”由桑木桠迁入“红军烈士陵园”。至此，来“红军坟”瞻仰、祭奠、扫墓的人更加络绎不绝。疑问之一：“红军坟”中的烈士是谁？

　　初谒“红军坟”后，我的脑子里首先闪现出“红军坟”里埋葬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撤离遵义，红十三团奉命进驻，是最后撤离遵义的部队。我当时任红十三团军医，据我所知，当时红十三团没有女军医、女卫生员，全师乃至红三军团都没有女的。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是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随总部行动，当时也没来我们团，而且她还健在。那么“红军坟 ”里怎么会有女红军呢？

　　这使我回忆起了我们红十三团撤离遵义后第三天的一件事。我团撤离遵义，经娄山关、桐梓，在土城一渡赤水后，部队在路旁休息，因我团当时没有卫生队长，我乘部队休息之机到担任前卫的二营了解情况，得知该营卫生员龙思泉下落不明。原来部队在遵义出发前，有一位农民苦苦哀求龙思泉去二十里外他的家里，给他病得很严重的父亲治病。因为部队在遵义期间，龙思泉除做好营部卫生保障工作外，还为周围的群众送医送药（当时二营无军医），由于他细致、耐心，又有家传的中医中药知识，疗效较好，名声渐大，所以这位农民才远道来请。经领导批准后，龙思泉随农民而去，至第二天部队撤离他还没有归队，以后也没有跟上来。龙思泉革命意志坚定，工作好、学习好，是我团的优秀卫生员。二营的领导一致认为：他不会开小差，这么久没有归队，被敌人杀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个“红军坟”埋葬的是不是龙思泉，而不是女红军卫生员呢？如果是他，他是怎样牺牲的？谁为他建墓立碑？何以能保存下来？由于当时时间有限，无法细究，以后又由于工作繁忙未及查证。直到我从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才开始多方调查了解，并于1995年致函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了我的问题和我所知道的情况。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我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而且张惠、刘丽莉同志多次写信到北京与我商讨有关疑点，他们在当地群众中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终于使“红军坟”的情况得以见“庐山真面目”。

　　调查者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而不是女的。而埋葬红军遗体的带头人就是二营营部驻地的房东，他指出这位红军就是住在他家的红军卫生员。由此可以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下落不明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无疑。疑问之二：坟中烈士是怎样牺牲的？

　　当年到二营来请龙思泉去他家为他父亲治病的青年农民是松木岭人，他一家五口人，全靠他和父亲二人生产劳动维持家计，生活十分清苦。他父亲最近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驻在遵义的红军医生医术高明，而且免费为老百姓看病发药，便从近20里外赶来请红军医生为他父亲看病。龙思泉来到他家后立即为病人检查并对症下药。病人服药后渐渐入睡，不久就全身发汗，病情有所缓解。隆冬腊月，日短夜长，天黑下来了，龙思泉给病人留下药，要连夜赶回部队，但病人的全家苦苦哀求他留下来，明天再回去。于是龙思泉当夜便留下来观察护理病人。第二天早上，病人的病情进一步好转。在龙思泉要归队的时候，病人门前小小的晒谷场上聚集了不少群众，他们是来求医求药的。原来龙思泉来治病的消息很快在周围农民中传开，说驻在遵义的红军医生来给这位危重病人治病，“一副药刚吃下肚，病就好了一半，真是‘神医’带来了‘神药’。”龙思泉看到来了这么多群众，就一面给求医的人看病，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和红军的宗旨。给群众看完病发完药后，立即起程回部队，热情的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能够望见遵义城。

　　龙思泉赶回部队驻地房东的家，不见部队的人，只有房东刘大伯热情相迎，并告诉他，你们红军今天天不亮就开走了，你们长官留下话，要你赶快追赶部队。并告诉了他部队所走的方向。龙思泉连刘大伯给他倒的茶水都没喝，背着红十字包就朝部队走的方向赶去。刘大伯和几位邻居送他上路，送到一高坡处直望到他的身影消失。正要回转，就听到从龙思泉走去的方向，靠尹家屋基后面传来一阵枪声。一会儿就看见董家几个狗腿子背着枪从尹家屋基过来。刘大伯感到事情不妙，和几位邻居向枪响的方向跑去，赶到桑木桠口，看到红军卫生员躺在血泊里，胸膛中了三枪，龙思泉就这样被地主的狗腿子杀害了。疑问之三：“红军坟”是谁建造和立碑的？

　　听到枪声后，除了房东刘大伯和几位邻居外，附近的群众也纷纷赶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时山坡上下、路前路后挤满了观看的人群，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死者是谁？知道情况的房东刘大伯和他的邻居们告诉大家，是地主的狗腿子把红军的卫生员杀害了，他是去为农民治病没能同部队一起走才遭毒手的。围观的群众互相传颂着龙思泉为群众治病的事迹，许多人落下伤心的泪水。人们崇敬这位为贫苦老百姓热情治病的“红军神医”，痛恨地主恶霸及其帮凶的残暴行径。在刘大伯的倡议和群众的响应下，当天就把龙思泉的遗体安葬在桑木桠路边山坡前向阳的松树林里。

　　安葬后，群众商议要给这位红军卫生员立个碑，但碑上刻什么字成了难题。他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谁也搞不清楚。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在石碑上就刻三个字“红军坟”。于是一尊刻着“红军坟”三个大字的石碑矗立在龙思泉坟墓的前面，过往行人老远就能望到它。

　　“红军坟”修好了，墓碑竖立起来了，附近的群众三三两两以古老传统的方式上香烧纸，表达对红军卫生员的敬意和哀思。不久，清明节来到了，遵义附近有更多的群众前来“红军坟”悼念为人民群众做了好事的红军卫生员，人们带着香、纸、蜡烛来扫墓，有的人还在墓前燃放鞭炮，这又引来众多的人前来观看。一时“红军坟”周围人头攒动，香烟缭绕，人群和烟气经久不散，从此“红军坟 ”声名远播。疑问之四：“红军坟”在白色恐怖中何以保存？

　　关于“红军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当地国民党统治者的耳朵里，他们不能容忍“红军坟”的存在，更不能容忍群众去“红军坟”烧香磕头，顶礼膜拜，于是下令把坟平掉。保长张建秋让人去平坟，派谁谁不去，给钱也不去，只得自己去平坟。桑木桠的群众知道后纷纷赶来，将保长团团围住，据理力争，不许他动“ 红军坟”一锹一锄。保长见众怒难犯，只得作罢。上面认为保长办事不力，让乡长亲自去办。乡长带着乡丁来挖坟，又受到群众的阻拦，质问他为什么不让一个诚心诚意为老百姓医伤治病的死者安宁，非把坟平了不可？有人还告诫他：“你们要挖坟，小心红军显灵，给你们降灾降难”。乡长恼羞成怒，威胁群众说：“ 谁敢再反抗，谁就是共产党，马上就把他抓起来！”并命令乡丁动手一起挖。事又凑巧，一个乡丁一锄头挖下去，一块石头滚下来，砸到了自己脚上，一时鲜血直流。周围的群众中有人趁机高喊：“红军显灵了，红军坟动不得哟！”心惊肉跳的乡丁停下手中锄头，又一次挖坟行动夭折了。国民党的遵义专员高文伯得知 “红军坟”迟迟没平掉，责令县长亲自出马。县长带着保警大队的兵来到“红军坟”前时，受众多围观群众的哄喊，受惊的马把蹄子卡到了石缝里，惊叫蹦跳，把县长从马上摔了下来。保警只好把县长搀扶起来，先行撤走。到了夜晚，乘人不备，保警们还是连夜偷偷地把坟平掉了。

　　像反动统治者不能容忍“红军坟”一样，群众也不能容忍把“红军坟”平掉。不久，一座更高更大更坚固的“红军坟”又为群众修建起来。国民党要挖“红军坟”，老百姓要保护“红军坟”的斗争时紧时松地进行着。国共合作抗日以后，斗争缓和了下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自顾不暇，无力顾及。“红军坟”终于被保存了下来。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红军坟”迁入陵园。之后，为了便于人们瞻仰这位为群众广泛传颂的红军卫生员，还铸造了一尊铜像安放在墓前。至于这位佚名的卫生员是男是女？当时并没考证，认为既然是卫生员，就像当时解放军里有众多女卫生员一样，一定是位女性。经过这次深入查证，弄清了死者是龙思泉，是一位男性的卫生员，于是遵义市送到北京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展览展出的“红军坟”前的铜像，就改成了红军男卫生员的形象。

　　关于“红军坟”的烈士是谁和有关情况，我本人、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刘丽莉、《团结报》驻浙江记者站记者朱馥生在1994、1995年的《团结报》、《纵横》、《遵义市党史资料通讯》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未引起广泛注意，最近两年仍然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遵义市“红军坟”时，把墓主当成女的，还起了名字叫“小红”，虽然作者是善意的，为佚名红军卫生员起个名字，也便读者、观众记忆，但这位卫生员既然弄清楚了，我认为应该把龙思泉和“红军坟”的情况整理出来，寄托我对龙思泉的思念，也让读者了解更准确的情况。-->（解放军报 2003年06月23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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