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杀伤力”在中国渐渐衰退。社会也可以借机冷静地检视一下伤口，评价一下此役中的得失。

　　而传播媒体在抵抗SARS一役中的功能与作用，也许是公众首先应当检讨的。—无疑，只有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有活力的民间社会，才是具有真正免疫力的社会。中国传媒在“战疫”中成绩有目共睹，但问题还应逼向更深切处：何谓开放？如何开放？开放尺度应是怎样

？中国传媒在进步之余，其缺陷和伤口是否也有所暴露？

　　本刊邀请了国内一批新闻传播学、公共行政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共同总结“当SARS碰撞中国传媒”之际，所激起的景观，所引起的感喟，所沉淀的思考。学者们各异的研究视角，带来了判断的多元趣向，然而也不妨视之为一次观念的宴席。我们也相信，但凡真知真见，总是耐得起碰撞，耐得起推敲。我们希望有更多真诚与专业的探讨，给中国人的公共空间带来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思考成果。限于篇幅，本刊对学者们的观点作了浓缩和摘编。

　　“非典”报道过头了吗

　　这次，国内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是“恰如其分”的，还是有点“应激过度”？发言学者们看法不一。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SARS疫情的国内外媒体报道均有一定程度的夸张，以致有“媒体病毒”之嫌。

　　李认为，媒体通过非典报道，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而这种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非典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非典的破坏力大许多倍。这是不能不警惕的。

　　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黄旦也指出：4月20日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之后，媒体在报道中时有出现“失度”—过分渲染和煽情。

　　黄说，4月20日之后，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非典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等，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说法无疑会引起紧张和焦虑。

　　黄认为，SARS报道中从早期的“失语、失真”到后来的“失度”，既有媒体操作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关于这种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观念、机制乃至政策规定有待改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与以上两位学者观念相左，不认为媒体存在“反应过度”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媒体报道框架仍然是“政治正确”。近年来，国际通行的新闻传播规则对国内新闻界的影响在增加，但媒体在重大问题上依然主要执行“规定动作”。

　　展说：“我不相信国内媒体有能力借SARS在公众中引起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以便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则做了另辟蹊径的分析。焦指出，新闻媒体本来就有“议程设置”功能，它让公众讨论什么，公众就不能不讨论什么；它让公众先讨论什么，公众就不会后讨论什么；它让公众大讨论，公众就不会小讨论。

　　焦设问：新闻媒体有此大能，为什么不在这里显灵，偏偏在非典上显灵？

　　焦著文写道：“萨斯区区冠状病毒耳，没有人事背景，没有后台老板，所以不打则已，一旦开打，必是穷追猛打，必是地毯式轰炸，不会有人替它说情走门子。非典来无影，去无踪，隐形杀手，无迹黑客，它不像矿井里的瓦斯，专杀几百米井下的矿工，而是平等地威胁着每一个大人物和小人物，包括新闻记者。所以，尽管无论是行政决策者，还是新闻媒体，都屡屡呼吁重视安全生产，可毕竟井下安全与否，与这些呼吁者本身的安全关系并不大，因而虽然屡屡呼吁向安全隐患比如瓦斯开战，但从来没有这次向SARS开战这么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有声有色、心齐号一。”

　　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报道

　　中国政府和公民，应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西方媒体对中国SARS疫情巨细无遗、甚至有“炒作之嫌”的报道？学者们也就此做了探讨。

　　“非典型性肺炎在某些西方媒体上，已成为一种政治报道的符号。”李希光认为，西方不少媒体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意图在公众中激起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关注。

　　“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SARS新闻更多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李这样分析西方媒体背后的策略。

　　新华在线高级顾问潘燕辉也指出，西方媒体大部分对中国持一种主观的攻击态度，其主要的“攻击点”就是所谓“中国没有及时将非典疫情控制住，没有公开疫情状况”。很多西方媒体希望通过这点，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信用，并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

　　潘指出：一份媒体要想做到绝对客观和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公正”这两个词汇本身在不同人群中就有不同理解。一些新闻人喜欢盲目美化西方媒体，认为他们敢说真话，能说真话，而其实，那也不过是另外一种限度和立场下的“真话”。

　　展江则指出，国际通行的报道模式是“这就是新闻—基本上是坏消息”，而我国的新闻方针是“正面宣传为主”，两者经常是冲突的。境外媒体是多元的，不能以我们的现有一元模式去套，但是应承认，它们对危机报道是专业的。

　　展举例说，《华尔街日报》在3月份提出“隔离中国”，引起一些国人愤怒，我也认为其说法失当。但理性告诉我们，“隔离”正是防止SARS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而且全球110个以上国家事实上也确实“隔离”了中国人，为什么有人老因“泛政治化”而反应过度，这个问题应深刻反思。

　　“我认为，对于新闻舆论监督，有利的是被监督对象所在的那个社会，因此无论它是本地的、跨地区的、还是跨国的，越来越开放的中国领导人、媒体和公众应当有气度接受和欢迎这种对我们改革和发展成本最低的兴利除弊之举。”展江说。

　　媒体报道如何树立公信力？

　　中国媒体此次在“战疫”问题的报道上，成绩是有目共睹，但是否也暴露了传媒的某些缺陷和“盲区”？李希光在为本刊的撰文中，着重批评了国内媒体非典报道的消极面。李认为，中国不少媒体的报道仍只是在做“表面文章”。

　　“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或者一个无耻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并且，情绪化使用数字，导致恐慌。迄今没有看见一条报道把非典、艾滋病、伊波拉、流感、疟疾、西尼罗病毒、炭疽病的危害，从统计学角度做个严格比较。”李如是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也认为，非典不但给社会尤其是上层一个重新认识媒体及新闻传播的契机，也给了媒体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

　　蔡分析，这次非典报道，媒体虽然总体上发挥了积极的沟通和引导作用，从及时报道疫情到动员甚至组织社会各界同心抗灾，从传播医疗卫生知识到提供与抗非典相关的各种社会服务如热线咨询、专家答疑等，都得到社会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流于肤浅的报道远多于有深度的新闻，说明中国传媒可能善于“煽情”而缺乏“理性”，也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研究问题的能力。

　　蔡提出两点质问：关于疫情的报道大量同题重复，各类媒体间报道方式与内容相互雷同，这是否说明在媒体市场细分化的时代，“媒体定位”在新闻报道层面上并未真正落实？许多记者不顾危险深入病区采访，以致对病人及医务工作者造成干扰，在肯定其敬业精神同时，是否还应从职业道德和伦理层面进行反省？

　　“SARS送给我们一套很好的新闻研究案例。我相信，这会让新闻界在兴奋和困惑兼有的情绪中进一步成长。”蔡如是断言。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院院长丁俊杰在肯定了国内媒体表现之后，也指出诸多缺陷：一是缺乏平衡的手段和方法，过分强调医护人员作用，忽略了其他行业的人与问题。二是太多情绪化，少了科学理性色彩。三是媒体对人太苛求了，太要求“高、大、全”了，应从人性角度分析在病毒面前脆弱的人，不应忽视人性真实的一面。四是太过模式化了，媒体个性和独特视角挖掘得不够，“同质化”倾向严重。

　　丁呼吁，媒体应该利用这一“机遇”，增强新闻从业人员责任感，树立媒体形象，确立公信力。

　　对中国未来传播事业的影响

　　放眼国内媒体(包括网络、短信这种“新媒体”、“微媒体”)此次对SARS的报道，确实是空前密集。那么这种报道，对中国今后的传播事业的开放度，会否产生一定的示范和推进作用？多位学者都表示乐见其成，并做了更细微的观察，提出了积极建议。

　　“一个自由交流信息和探论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乐观断言。他提醒人们注意，4月20日以后，整个国家的SARS信息披露终于走出内外有别的误区，但吊诡的是，这些富有诚意的举动，在开始一周里，并没带来人心的迅速安定，反而使恐慌进一步蔓延。为什么会这样？毛分析，原因是公共讨论空间的建设和形成有个滞后过程，讨论和交流至少需几天时间，人们才能对所公布信息有较理性的认识，据此采取理性行动。

　　毛说，所幸各级政府在及时、全面、准确发布信息的同时，还给媒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进行广泛报道和讨论，逐步形成自由的公共空间，给各级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广阔的信息和意见交换平台，挤掉了谣言、各种无用信息和消极意见，自动过滤出很多有用信息和积极建议。

　　毛指出，很多市民社会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以及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还没发出明确指令情况下，就及时地从公共空间获得了有效信息，提前做好抗击疫情的准备。这一点，也轻视不得，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

　　展江则认为，市场机制对新闻事业具有两面性，但是对危机报道还是利远大于弊。市场机制下的媒体的弊端在于媚俗，却长于危机预警和帮助社会亡羊补牢。在这点上，媒体价值取向与大多数公众是一致的：对于各种危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信其重，不信其轻。

　　“从这次SARS疫情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问责制的基础是新闻自由的实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某些媒体的评论文章把要求公布真相的声音说成是“别有用心”、“居心不良”、“恶毒攻击”等等，不仅没有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而且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

　　“十六大报告提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政府能力建设问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创造良好的舆论宽松环境。不能再搞封锁打压，在宣传上应该改变过去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为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杜钢建呼吁道。

　　“传播”观念变革从何着手

　　无疑，这次SARS危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我国方方面面领域都提出了挑战。中国政府的“宣传”、“传播”的观念也面临着一次变革。对此，参与讨论者都对SARS事件之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进一步开放，表示有信心。

　　黄旦建议，按照新闻传播和宣传的科学规律，参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召集有关方面人士，应对非典报道做一全面的总结并为以后如何应对此类事件，重新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原则和章程。

　　“新闻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延缓，必须加速。”杜钢建如是呼吁。并指出，中国在国际社会要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按照国际准则来行为。要通过各种制度创新促使政府加快改革新闻管理体制。要在新闻管理领域实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探索制定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和引咎辞职的实施办法。对于反改革和压制舆论的不称职干部要早发现、早帮助、早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要使新闻媒体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现行的新闻传播的管控规则就应该转型，由过去的“官本位”转变为“以民为本”。

　　新闻传播的目标是，一遇到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或具有普遍兴趣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即使是所谓“负面”事件，也能在第一时间让人民群众及时地“知情”，客观地“知情”和充分地“知情”。

　　喻指出，所谓及时报道，就意味着面对突发事件，我们的媒体不要等待、观望和消极地“请示”，不要把一个鲜活的新闻信息弄成旧闻，等有了结论或“尚方宝剑”后才加以报道；所谓客观报道，就意味着面对纷繁复杂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媒体不要非有了一个有把握的观点和结论以后才加以报道，只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平衡报道、立体展现即可，要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的智慧和辨别能力；所谓充分报道，就意味着要尽可能通过足量的信息提供去最大限度地消除人民群众“知情”中的信息不对称状态。

　　喻强调：“我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那种迟到的旧闻报道、观点预设、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单面报道不但极大损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而且对于我们党和政府以及我们的新闻媒体的形象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害。”“有人担心，为防控SARS危机，实行了高水平的新闻舆论自由，但度过了SARS危机之后，是否一切又会回到过去呢？我认为不可能。”毛寿龙透露，据有关方面消息，有关部门正组织起草有关政务信息公开的法规，新一届政府也将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

　　整理：本刊记者　刘天时、赵义

　　本刊实习生　胡蓉萍

　　两性学堂--掀起夏日阳光中的爱欲狂潮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东方口语听说速成 2004考研名师授课 司法考试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