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北京小汤山的南空454医院13名医护人员和整个空军医疗队一起，今天上午接受空军领导的亲切接见。昨天下午4点半，当领队祝宏与12名队友见到专程赶赴北京的454医院政委成建君，敬完军礼后的第一句话是：“报告政委，你瞧，我们13人不都好好的吗？”随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双眼都湿润了……

　　不是经历过一番生死考验的战友，是无法听懂这简简单单而又一字一句说出的两句话

背后所包含的内容。昨晚，本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13位勇士，听他们讲述了在小汤山的日日夜夜……

　　为了提高护士们在戴了三层手套后的“一针见血率”，邹江红主动伸出自己的胳膊让大家练习。两三天后，上面布满了针眼。

　　昨晚，记者没能采访到邹江红本人。听战友们说，邹护士长在酒桌上与每个来自454医院的人连喝了12杯酒，她流泪了，许多年轻的护士也流泪了。说起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大姐，没有人不服气的。初进小汤山，15病区空无一物，几十车的医疗物品、病人用物等一切装备，都要靠自己肩挑手抬回来安装摆放到位，还要完成必要的防护、治疗培训，这一切都必须在短短几天内结束。作为病区总管的护士长，邹江红每天早晨7点第一个到病房，夜里12点最后一个离开，两三天内，一个有着44张床位的现代化病区奇迹般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可容不得喘息，护理技术准备就开始了。为了指导年轻护士在透过有着雾气的护目镜、戴上三层手套后静脉穿刺的准确感，提高“一针见血率”，邹江红自己当起了病人。她伸出胳膊，让姑娘们在上面练习。当5月7日第一批非典病人来到时，邹江红护士长的胳膊上，已布满了针眼……

　　和邹江红一样，刘秀丽也是一名老党员，也常摆“老资格”的架子，不过为的是能争取多上班多干活。刘秀丽说，病人未入院前，说实在的每个人都很恐惧，但是首批19个病人入住病区后，大家想的是让忙了多日的战友多一点休息，争起上班来。最后，她和济南军区空军的一位老党员找到护士长，摆出护理时间最长、党龄最老等等“老资格”，终于值起了第一个夜班。

　　听其他同志讲，27岁的医生樊有是454医院在小汤山值班最多的，可电话里，他却向记者“推荐”起3位战士，说他们是年龄比自己还小、却用男子汉的臂膀托起了不垮的钢铁长城。昨晚，战士周磊在电话里对记者介绍，他的任务是给病人送饭，每天病人的饭菜运到隔离区后，就再由他们穿过隔离区送到各个病区。令周磊感到意外的事发生在到小汤山后的第四天，他收到454医院给他寄来的一张光盘，上面是医院警卫连连长和指导员的讲话。他们通过音像资料勉励周磊为军人争光，为战友争光，一番话让周磊懂得了一个战士的荣耀。

　　就在看过光盘后的第二天中午，天突然下起大雨，这时大家一齐将遮雨的衣服脱下来，一层层盖在包好的病人饭菜上，就这样，22个小战士在雨中淋了1个多小时。雨水顺着脸庞往下淌，周磊有一种感觉，好像泪水也混在雨水里。那一刻，他似乎明白了，这就是战士的责任，一种不容逃避的使命。

　　几位非典病人在康复出院前向454医院的医护人员恳求：“给我们一张你们的照片吧！如果不知道救命恩人长得啥模样，我们会遗憾一辈子的。”

　　在抗非值班日记里，医师陈小凤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污染区外的走廊上，我看到病情较轻的人在散步，他们用手势和我打招呼。相处了这些日子，即使我们医护人员穿着相同的着装，但他们仍然能通过眼神或我们走路的姿势，准确地辨认出是哪一位医生，哪一位护士。”小汤山，洒下了454医院13勇士的汗水，也留下了他们与非典病人之间的真情交融。

　　23床病人涂菊钗，是湖北到北京打工的一名年轻母亲，不幸染病已有两个多星期，经过治疗症状已明显好转。有一天晚上，陈小凤值班时，她突然哭了，问她原因，原来是当天病房装电话，但只能接听，不能打长途，而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和孩子、丈夫以及父母联系了，非常想念他们。“我听后非常感动，他们不幸感染这种病，需要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但这时候他们内心更需要温情和关爱。我想起自己还有一张IP卡，于是立即向她老家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苍老和焦灼的老人，他是涂菊钗的父亲，听到女儿的消息，老人泣不成声，在电话里连声说‘解放军好啊，解放军救了我女儿！’听到可以和家人联系的消息，家住外地的病人纷纷找我和家人联系，我给他们一一打了电话。听到他们欢笑的声音，我的眼睛湿润了。”

　　回首小汤山，一幕幕难忘的情景浮现在眼前，陈小凤的心境一直难以平静：“小汤山的日子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更加深刻理解了救死扶伤的深意，这是我一生受益无穷的宝贵财富。”

　　不光陈小凤，侯静、杨菲等人同样感受深刻。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一直带着笑脸，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使病人得到心理上的支持。侯静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有些病人的心理负担很沉重，失去亲人的痛苦，患病的担忧，没有亲朋陪伴的孤独。对他们来说，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会儿耐心地倾听，一句鼓励的话语，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许多病人即将出院时，向张长法和邹江红等人恳求：“给我们一张你们454医院同志的全家福照片吧！如果不知道救命恩人长得啥模样，我们会遗憾一辈子的。”

　　真情的付出换来真心的信赖。当白衣天使进入病房，患者们会主动戴上口罩，并有意识与她们拉开距离。王燕说，一位姓任的老人患有高血压，每天早晚她进入病房测量时，老人如果恰巧没有戴口罩，他就会很自觉地背过身去。每当这时，王燕的眼里总会盈满泪水，心头，也漾起一股暖流。

　　父子病人由开始的百般刁难，到每天给白衣天使写一首诗；一位大学生还凭着想象给大家作画。

　　刚开始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理解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病区内一个姓杨的小伙子患者，他的家人也感染了病毒，痛苦和恐惧使他情绪低落，动不动就对医生护士挑刺。小杨是和他的父亲一起入院的。轮到陈小凤值班时，小杨说自己的口罩没有洗，要给他换两个。由于病区的口罩是用后经消毒处理的，没有新的，陈小凤就把自己备用的两个新口罩给了他，但他只看了一眼就扔掉了，说这种口罩劣质不合格。陈小凤强忍泪水，默默听他说完，并给他领来最好的口罩。有一天，小杨又找刘秀丽茬，说他父亲很好茶，多少年来养成上茶馆的习惯，医院能否找点江南的好茶来。那天，正好护士长邹江红在泡茶，刘秀丽立即抢上前，将那罐茶叶要了过来，悄悄地给老人送了过去。终于，小杨对护士的态度开始有所好转。根据情况，医护人员给了他特别的关爱，邹江红护士长每次查房时都会坐下来开导他半天，大家一起鼓励他正确对待治疗。后来，小杨父子开始用诗歌和散文来歌颂医护人员，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不仅如此，小杨还用自己的经历来动员其他病友理解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杨菲告诉记者，她遇到过这样一个大学生。有一次轮到杨菲值大夜班，做治疗护理时发现他的床空了，询问了其他护士也说不知道去哪了，“人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杨菲赶紧四处寻找，终于在22病区的外面看到他一个人蹲在地上，看到杨菲走过来，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出口，想逃出去。”杨菲于是耐心地劝导他，终于使他乖乖地回到了房间接受治疗。后来杨菲经常与这个小伙子谈心，开导他安心接受治疗。有一天，这位同学一改低迷的神情，告诉杨菲要给她画一张漫画。穿着防护服又戴着防护镜，他根本看不清杨菲的模样，可小伙子说：“看你眼睛大大的一定长得很漂亮。”于是他给杨菲画了很多张自己想象中的画像。

　　听说战友感染非典，头皮发麻的祝宏猛然惊醒……当意识到只是一个梦时，两行热泪从他眼眶里刷地流了下来。

　　当昨晚10点记者的电话打进祝宏的房间时，他正忙着写总结材料。说起小汤山之行的感受，他说，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医务人员，头一次意识到平安与健康这两个平凡的字眼，在小汤山显得多么的沉重。“因为在离开南京时，我曾向院领导和南空首长保证过，要把战友们一个都不少地带回来。自己也曾对战友们说，只要我活着出来，你们也必须活着出来。”所以，每天在紧张地处理千头万绪的院办工作之余，祝宏总在挂念着他的12位战友。5月7日晚，15病区接待第一批非典病人，当晚，本该回营区休息的祝宏，不放心地悄悄留在院办，为自己泡了一碗方便面，边吃边注视着监视屏幕上15病区的一举一动，“监视”着大家动作是否规范。这时邹江红打来电话，激动地几乎用喊叫的声音问：“怎么样？怎么样？看见我们了吗？”祝宏同样激动地回答：“棒！非常棒！”对每一个人的动作，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凌晨，祝宏又悄悄来到病区门口，等待着首次接待非典患者的战友们换班出来。要知道，在这之前，姑娘们还是有些紧张害怕的，祝宏更多想到的，是尽可能给她们一些安慰。终于，第一批医护人员出来了，眼尖的侯静、王燕看到了有意站在背光处的他，兴奋地跑过来喊：“队长队长，我们收非典病人了！”5月初的北方夜晚，尤其是后半夜，气温只有摄氏10度左右，而两个女孩刚脱下捂得浑身透湿的隔离服，还沉浸在克服了恐惧心理后那种首战告捷的喜悦中。祝宏又爱又气，严厉地命令她们：“赶快上车，外面太冷了。”紧接着出来的是陈小凤等人，尽管头发湿湿的，可嘴都冻紫了，祝宏赶紧给她们披上自己从驻地带来的衣服。

　　当这位来自山东的汉子在电话里对记者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时，他在小汤山却悄悄地流泪了。“说实话，我平时忙得天旋地转，只是在睡梦中会牵挂到战友的安危。”在一次坐车去总部送报告的路上，祝宏疲倦得实在撑不住，不知不觉竟睡着了。梦里，一个战友被感染了非典，像一声炸雷惊醒了祝宏，等从懵懂中回味过来只是个梦时，两行热泪从他的眼眶中刷地淌了下来。

　　经历了小汤山，更理解了责任与爱的含义，也完成了人生旅程上的一次升华。

　　出生在1981年的王燕是南空赴京医疗队中最年轻的女队员，在和记者的通话中，王燕说了首次面对非典的感受：“5月7日是个让我们永远记住的日子。当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正式接收第一批19名病人。就要面对患者了，而且这么多，心里真的是有些害怕。在去医院之前，我们一屋4个女孩没有人说话，都在笑，因为害怕，但是我们不敢讲。当晚上9点病人们挎着包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心中突然没有了恐惧，甚至忘记了自己要面对的是致命的SARS病毒，只有一股热情洋溢在心头。每个人都主动上去帮助病人拎包，微笑着搀扶他们到指定的病房。当时，一路上都是‘阿姨，我来帮你’、‘大伯，这边走’的问候声，有的只是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还有平日经常挂在嘴边的军人的职责。”

　　身材娇小的刘梅在药房工作。由于用药很多，每天都有车来，考虑到安全，运药车只能停在医院门口，于是刘梅和战友们就成了“搬运工”。整个药房有20多人，却承担着20多个病区的药品调剂以及来货搬运等工作。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本来就轻轻一动汗流浃背，还要搬运一箱箱沉重的药品，不一会儿，隔离服上就开始往外滴起汗水来。“这些药都是救命用的，看着战友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手脚不停地忙碌，我也咬牙坚持了下来。”刘梅在总结这段经历时自豪地说：“放弃比坚持容易，逃避比面对容易，而我却选择了面对和坚持。”正是这样坚定的信念，让这个曾经最胆小的姑娘，勇敢地在小汤山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

　　在与王燕的谈话中，记者感觉她谈自己的很少，更多的是说队友如何团结友爱，病人如何善良体贴。王燕是南方的小女孩，夏天有不穿袜子的习惯，但是在北京，天气忽冷忽热，队长每天上楼检查时见到她都会关切地问一句：“小燕，穿袜子了没？”寥寥数语，温暖着这个日夜思念母亲的女孩的心。24岁的杨菲告诉记者，这次在小汤山医院的经历让她感受最深的“是团结，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很团结”。樊有则在电话里由衷地对记者说：“在这个特殊时期，特殊集体，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地去关爱他人，每天也都感受到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关爱……”

　　结束电话采访，已是昨天深夜；而写完这篇稿子，已是今天早晨——小汤山的勇士们，他们面对死神所表现出的感人情怀和精神，不仅深深感染着记者，相信也会打动每一位读者的心。　通讯员　殷俊　实习生　王晓燕记者　吴俊　于英杰　赵晨彦　黄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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