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深圳五洲宾馆。宽敞的黄河厅里，照相机、摄像机银光频闪。面对来自法新社、路透社、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全球各大媒体的记者，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受市政府委托庄重宣布：至6月10日最后一例非典患者痊愈出院，我市连续33天没发现新的非典病例———深圳已经取得了防治非典的阶段性胜利！胜利，是令人鼓舞的。但就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梁道行谈到深圳取得的抗非成绩时，一字一顿地吐出四个字：“殊为不易。”

　　疫情就是命令，病房就是战场！如何控制疾病蔓延、有效抗击非典，是对深圳医疗队伍、医疗水平、医疗人员的一次全面检验当主治医师杨桂林结束10天的疗养，再次回到东湖医院时，面对院内这风景如画的一草一木，漫步在病房静谧温馨的洁白世界，他甚至有些神思恍惚：这就是自己和战友们出生入死、决战130多天的一病区吗？作为全市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第一战场”，那些自己日夜守护的危重病人不见了；那些严密防护从头武装到脚、“太空人”一样的战友，终于卸下全封闭的头罩和雾气迷蒙、千人一面的目镜，洁白的护士帽下，又看到姑娘们动人的明眸，轻盈的身影。生死决战终于以我们的胜利告一段落，深圳的水依然碧绿，深圳的天分外蔚蓝！2月8日，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在这里，杨桂林接到紧急通知：市卫生局决定，东湖医院作为全市惟一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专门医院。此时，这种前所未有、人类未知、不明病因引发的肺部传染病正在广东蔓延。由于发病迅猛，加之无任何有效药物针对治疗，导致死亡率高。更令人吃惊的是，感染者中有40％是负责抢救的医务人员。这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根据市卫生局掌握的情况，深圳已发现数例此类病人！为有效控制传染，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市卫生局的决定，临危受命的东湖医院领导紧急安排，由杨桂林所在的一病区承担主治任务，其它科室全力配合。疫情就是命令，病房就是战场！平时以防治肝病和慢性职业病为主的100多名东湖医院医生和88名护士，面对即将转来的生命垂危的病人和已经在周边地区形成的灾难性疫情，别无选择，他们当即安置病区、火速调试设备。一个小时后，东湖医院接收了我市最早发现的两例非典型肺炎的危重病人，其中一例生命垂危，呼吸困难，已经切开气管靠呼吸机给氧。救护车转运途中的十几分钟短暂脱离呼吸机，尽管高浓度吸氧仍呼吸极度困难，面色绀紫。

　　护士立即为病人接好氧气管、心电监护仪，医师熟练连接好呼吸机。病人咳不出，杨桂林立即组织护士吸痰。经过一阵抢救，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中午1时，患者病情再度恶化。周伯平决定立即请市非典型肺炎专家组成员会诊。

　　毕竟是第一例，且病人就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前来接班的刘艳医师整夜守在病人床边观察。凌晨2时，病人一阵咳嗽之后，突发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生命垂危。主治医师一边加大氧流量，一边指导护士吸痰，加用升压和强心药物，同时通知二线、三线的肺科医生配合抢救。匆匆跑动的脚步，一直楼上楼下地奔波到次日8时，患者的病情才得以缓解稳定。

　　疫情险恶，病因不明，人民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巨大的威胁！如何控制疾病蔓延、有效抗击非典，将是对深圳医疗队伍、医疗水平、医疗人员的一次全面检验。

　　各级领导亲临抢救现场：卫生局长现场指挥当了院长，院长从手术台管到病房成了医区主任，主任上阵当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只好当医助

　　在深圳抗击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中，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英国的市非典防治专家组副组长袁本通教授，是我市最早参加抗击非典战役的专家。

　　春节期间，市二院入住了一名奇怪的“感冒”病人。发烧、咳嗽，可经过几天的治疗，患者一直高烧不退，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情况危险。作为一名著名呼吸系统专家，袁本通遍查史料，找不到与之相同的病例。但疾病无名，绝不等于病人无治！袁本通与同科室的方智野博士等医护人员，对该患者进行紧急施救。3天后，市二院呼吸内科又收治了一名同样症状的女患者，市二院领导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向有关防疫部门上报，并立即对患者实施了隔离。此时，已经从兄弟城市传出有关这种怪病的种种恐怖传说。袁本通在广州的同事也来电告知这种怪病对医护人员的致命感染。

　　医生的职责不容他有别的选择。2月8日，市卫生局要求将二院最早发现的两个非典病人，火速送往东湖医院集中诊治。接到通知后，袁本通与本科室的两名医护人员一起护送。当时，患者已经上了呼吸机，在了解非典的可怕传染性后，几个人都非常紧张。上救护车的一刹那，为了给大家壮胆，袁教授喊了一句：“上吧，要死我们也在一起！”第一个弯腰钻进急救车里。

　　4月7日晚上9时30分，刚参加完政府公务活动回到家的市卫生局局长周俊安，草草用过晚餐，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这是今天接到的第30个来电。东湖医院院长周伯平在电话那头急促地汇报：有个非典病人病情危重，怕是不行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病人抢救过来！”周俊安在这头严厉命令。放下电话，他马上要赶往东湖医院，可是，司机不在。坐在一边的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立即把刚回到家正准备吃饭的儿子叫过来，要儿子开车送爸爸。妻子来不及向丈夫交待一句要小心的话，汽车就已经驶入夜幕。

　　周俊安一下车就匆匆穿了一件简单的隔离服就往病房冲，周伯平赶紧把他拉回来，给他带上口罩。这时，市卫生局副局长江捍平、医政处处长谢若斯以及市非典救治专家组的成员先后赶到了病房，同在的还有省里派来的两位专家。十多个专家，从会诊到多次抢救，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10时，病人的病情才稳定下来。

　　送周俊安去医院的儿子一直在车里等候了12个小时，儿子担心父亲，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天亮了仍然不见父亲出来，实在饿得不行，只好打电话叫外卖，可外卖叫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只要听到送餐地点是东湖医院，谁也不愿意把饭送过来。

　　第二天中午，市卫生局和疾病控制中心在东门广场举行大型非典防治知识宣传活动，中午12时，梁道行副市长要赶到现场。几乎没有休息的周俊安也准时参加。当时，正在现场采访的本报记者，看到他极度疲惫，脸色苍白，可周俊安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预防药物维拉克往嘴里送，一边笑盈盈地对记者说：“你们辛苦了。”

　　周俊安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博士，尽管攻读的是心外科，可是多年的基层工作，已经使他具备了功底非常扎实的传染病知识。4月份，我市出现第二个非典高发期，发病人数一下子从2月份的7例上升到40多例，更让人着急的是，当时各个医院的发烧病人、肺炎病人一股脑往东湖医院运送，东湖医院每天30多部救护车进出，整个医院一片救护车的警报声。4月10日上午11时，当周伯平院长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周俊安时，周俊安马上和负责防疫的副局长张丹商议，并当机立断，各医院成立发热门诊，所有病人只有在被确诊为非典或疑似病人时才能送进东湖医院。

　　当时，一般医院开设发烧门诊，在其他城市还没有！周俊安把这一决定报请市领导同意后，深圳首先从基层医院全面开设发烧门诊。

　　周俊安每天要打无数个电话，几乎任何一个确诊病人的出现，他都要亲临一线了解情况。每天24个小时，他吃不香睡不好，大脑里装满了疫情。因为，每一个决策都事关全市人民的安危和健康！

　　东湖医院院长周伯平，是近3个月来在报纸、电视上出镜率最高的“抗非明星”。作为一院之长的他，在这段非凡的日子里，走过了他人生履历中最难忘的里程。

　　对每一个送到东湖医院的病人，在没有确诊之前，周伯平都必须一个一个地进行检查、化验，反复会诊，以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职责就是：不允许放走一个真正的非典患者，也不允许误诊一个病人。

　　周伯平感到责任特别重大，为了鼓舞士气，为了树立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每一个危重病人的抢救，他都身先士卒！没有哪一天在非典病房里看不到周伯平的身影。这3个月里，他几乎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和会议，其中包括那些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一天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

　　5月5日，本报记者第四次深入东湖医院采访。周伯平又是一夜没睡。这次通宵抢救的非典危重病人是名孕妇，“事关两条人命”。周伯平说。

　　今年28岁的郑女士4月21日从北京来深，第二天就开始发烧，4月28日住进东湖医院。入院后连续高烧，并出现咳嗽、腹泻等多种症状。由于怀孕加重了孕妇体内心肺等器官负荷，住进医院以来，用了所有药物，几乎都没有明显作用，患者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肺部受病毒侵害的面积越来越大，呼吸越来越困难。

　　5月4日，孕妇出现了呼吸窘迫综合症和严重的衰竭征兆，此时如果出现死胎，极易发生弥漫性内出血，母亲性命难保。市卫生局领导一再要求，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住病人的生命。下午5时，周伯平在专家组会诊时，大胆提出尝试用已经治愈的非典患者的血清挽救孕妇生命的设想。这种办法在北京、香港已经使用过，但在广东还是第一例。获得专家组其他成员同意后，市卫生局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复杂的“换血”手术当晚进行。

　　一位刚刚康复的非典患者张先生，向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危重病友伸出援手。凌晨1点，经过复杂的采集过程，250毫升康复者捐献的宝贵血液，静静地流入郑女士体内。第二天晚上9时，又输入250毫升。5月6日开始，郑女士病情趋于稳定。5月7日，胸片反映肺部阴影出现吸收。5月8日晚上开始，这位生命几度垂危的孕妇，终于甩掉了呼吸机。

　　周伯平谈到这次和后来的多次重大抢救活动时风趣地说：“手术现场，我们东湖医院全面升格，而各级领导却只好降职使用：卫生局长现场指挥当了院长，院长从手术台管到病房成了医区主任，医区主任亲自上阵当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只好当医助去了。”

　　仿佛一组抗非英雄的群雕，尽管我们无法一一记录下他们的名字；但一个个镜头，令心灵震撼；一幕幕场景，让泪眼模糊

　　抗击非典，决战绝不只在手术台前，病房内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全市卫生战线全方位的立体战。

　　4月1日，深圳市卫生监督所正式挂牌。就在这家市政府职能部门和专项执法机构挂牌的当天，所长姚保山接到命令：全员参加抗击非典！次日，包括所领导在内的82名成员，兵分多路，开赴抗非第一线。

　　1982年建特区之初就从部队大学校开赴深圳的姚保山，对于这座城市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目前深圳已经拥有700多万人口，居住密度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密度相当之大。为了落实市委市府交给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能套用当年子弟兵长江抗洪时的一句话：严防死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任何在深圳的企业、机关、学校，火车、飞机、公汽，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必须纳入严格监督的范围。姚保山称，发现疫情、病人入院治疗后，我们要跟进对相关人群进行隔离和善后消杀；没有疫情我们也要全面落实卫生消毒措施，全方位预防。对于卫生监督所，疫区是他们的战场，非疫区同样是他们的战场。

　　4月2日，市卫生监督所接到通知，某小学一名女生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入院治疗后，必须马上对其学习的班级和学校采取严格的隔离、消杀和预防措施。

　　副所长刘旌和科室主任胡锦生、黄坚、张欣等火速赶到现场。在对其他同学实施预防措施时意外得知，这名小同学还有一个姐姐在市区某中学读书。一行人不禁大惊失色，同居一室，传染概率极大！

　　但是姐姐究竟在哪一所学校的哪一个班，一时谁也说不清楚。卫生监督所火速动用所有联系线索紧急联系，很快找到姐姐所在的学校和班级。

　　黄主任当即开车赶到某中学，找到校长，将正在上学的姐姐叫出教室，马上送回家就地隔离观察。第三天姐姐病发，并被东湖医院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由于发现情况处理及时，并对有接触史的所有同学、教师都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服药，该校没有引发一起感染病例。

　　深圳市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市抗击非典的又一主力军。主任庄志雄春节之后额头浓疥感染，高烧不退。2月8日正在病房打吊针的他接到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马上拔下针头，火速赶往会场接受任务，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等。

　　中心副主任张顺祥亲自带队奔赴最先发现病人的市二院，赶在危重病人转院前采集病毒标本。第二天，他们又走访了我市收治此类病人的所有医院，准确及时地完成了6例流行病学的个案调查和追踪，现场采集了准确翔实的原始资料，为病源学的检查、疫情的控制和疫区的消毒处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程子雯是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医生，每日加班加点跑现场、检测样本，2月25日上午突然脸色苍白，全身盗汗，当场休克昏倒在工作台前。此后，又多次因过度疲劳而恶心呕吐，出现心悸，但这位坚强的女性只是吃药、打针，没有休一天假，一直坚守在抗非第一线。

　　“120”这个代表着紧急救援的特殊号码，近几个月来，使用频率之高超过深圳建市以来的任何时期。在非典流行的时期，为应对难以预料的紧急状态，全市成立了6个统一指挥、单独行动的专职抗非“120急救小组”，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非典病人，他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托、抬、抱、举，以最快的速度将病人转送到专门救治医院。

　　他们是和每一个非典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勇士，每抢救运送一个危重病人就面临一次被感染的生死考验。在严密做好自我预防的同时，市120急救中心主任徐粼坚守岗位两个多月，临时隔起来的休息室放张简易床，这就是他每天工作的始发站和归宿点。

　　仿佛一组抗非英雄的群雕，尽管我们无法一一记录下他们的名字，但一个个镜头，令心灵震撼；一幕幕场景，让泪眼模糊。

　　他们同样有着对亲人的牵挂，对生活的眷恋，当丈夫拥别新婚的妻子，母亲泪吻熟睡中的婴儿，儿女瞒过年迈的父母，我们的白衣战士开赴前线当儿，正面临着胜负难料、生死未卜的严酷局面

　　且让我们从一件小事说起。6月1日儿童节，当天下午，本报记者接到一位李小姐的来电：她刚刚在万佳商场为孩子买礼物，由于人多结算处排起了长队。此时有位顾客不经意地跟排在队尾的一个医生打招呼，想不到一声“刘医生”，惊动了排队的其他顾客。刘医生前面的小姐悄悄向旁边让出一步，第二个也让出一步，紧接着，一个传一个地靠向旁边。好像接到无声的命令，尽管没有人细问她在哪家医院，大家不约而同地以微笑的敬意，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当这位刘医生被那位熟人推着最先走近收银处时，晶莹的泪花在她的眼里打转。来电的李小姐说：大家让道的理由只有一个：她是医生！

　　是的，人民从来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为祖国的利益呕心沥血的人们。生死决战的130个日日夜夜，正是我们的白衣战士我们的白衣天使，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在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一个个非典病人重新回到亲人身边，而那些曾经救治他们的医生、护士，却仍然坚守在生死决战的前沿。

　　那些承担着战士职责的医生、护士，同样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同样有对亲人的牵挂，有对生活的眷恋，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更深知非典病魔的险恶，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正是危重病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场面。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这些白衣勇士的亲情之恋吧———

　　还是那位56岁的著名专家袁本通，他有一个2岁半的小孙子，就住在相距不到20米的隔壁。小孩子宛如老教授的一把开心钥匙，爷爷再忙再累，也要和小孙子疯上一阵。现在，老袁已经3个多月没见到心爱的孩子了。袁本通告诉记者：“这些天来，我最怕从电话里听到那充满稚气的喊声‘爷爷我想你’。”每当此时，袁本通都是热泪盈眶。孙子想念的是爷爷，但是爷爷挂牵的却是稍迟一步就可能没命的危重病人呀！

　　市抗非典专家小组的又一位著名专家陆普选，自幼由伯父一手拉扯长大，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正是老伯父口中省、手中攒，含辛茹苦供他读到医学博士后。尚未来得及报答老人，正当他置身抗非的关键时刻，老家突然来电：伯父病危！

　　陆博士一下子懵了。老人弯腰驼背的身影一幕幕在眼前晃过，而此时正值深圳非典的第二个高发期，专家组常常一天要开几个会，危难之际，他怎么可能脱身离去？！只好委托妻子火速汇款，并向家人致电：“侄儿负罪，忠孝难全”。万般无奈的陆普选，40多岁的一条汉子，竟当着妻子的面伏案痛哭……

　　吕忠东，作为我市第一批抗非志愿者，决战在东湖医院已经20多天。6岁的女儿每天只能从电话里听到爸爸的声音，却见不到日思夜盼的爸爸一面。得知电视台将到家里采访的前一天，吕医生给女儿打电话说，记者叔叔会给你带去爸爸的录像，孩子当即高兴地答应爸爸，到时候一定让记者叔叔也带去她的样子，并要给爸爸唱一支他最爱听的歌。

　　可是两天后，孩子从录像里看到爸爸太空人一样的形象，一时惊呆了，继而嚎啕大哭，哪里还顾得上唱歌！紧紧抓住摄像机，孩子一遍又一遍地哭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不会有谁钟情于眼泪。但，炽热的泪水，最是挚爱之心的见证。

　　就在五洲宾馆黄河厅，梁道行副市长向境内外媒体自豪地宣称：我们治愈了52例确诊非典病人，观察治疗了数百疑似病人，却创造了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的奇迹！

　　宣告阶段性胜利毕竟是在3个月之后。但是，决战之初，他们面临的却是胜负难料、生死未卜的严酷局面。当丈夫拥别新婚的妻子，母亲泪吻熟睡中的婴儿，儿女瞒过年迈的父母，我们的白衣战士开赴前线的当儿，耳边正萦绕着广州数位医护英模为国捐躯的阵阵哀乐……

　　让我们回放一组历史的镜头：1919年1月20日的上海《申报》赫然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苏北黑热病疫情泛滥，丰、沛、萧、砀、盐等8县染病者凡10万之众，且以穷人为多。若用新式注射法治疗，可起死回生，但需光洋15元，很难一人支付。便有15人各出一份，凑足15元，抽签命定一人救治，余14人坐以待毙。

　　80多年过去，时代不同了！深圳东湖医院提供的诊治报告表明，在这家医院治愈的46名确诊非典病人中，深圳户籍人口只有9人，其余皆为外地来深人员；在数以百计的疑似、观察病人中，打工仔、打工妹比率高达70％以上，其中还包括一名外籍人员。

　　不放过一例在深发病的所有病人，就地发现，就地救治———这，体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不分贫富，有医无类，则折射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医护工作者普天同安康的人道主义光辉！

　　当120救护车揪心的鸣叫不再频响于耳畔，当每日打开报纸的第一刻首先映入眼帘的不再是触目惊心的疫情公布表，当最后一位痊愈的非典患者手捧鲜花回到亲人的身边，人们终于展开久锁的眉头，露出了灿烂舒心的笑容。

　　一份祝福献给您———白衣战士，请接受700万深圳儿女的崇高敬意！

　　一个祈愿说给您———白衣天使，愿“救死扶伤”精神永驻、医德常馨！

　　深圳最后一例康复出院的非典患者罗创与东湖医院院长周伯平和护士长手挽手庆贺胜利。深圳商报记者陈伟摄

　　（图片见PDF版）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徐世访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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