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市人大

　　江汉区教委退休职工王家善告诉记者，他是在不久前看到本报关于遗体捐献立法的报道后，勾起了那桩被搁置的心事。2000年3月我市遗体捐献工作刚启动。王家善说：“当时从报上看到因为尸源紧张，医学院的学生们连解剖课都没法上。我就到市红十字会去报名捐献了。”今年66岁的王家善身体健康，言谈中并不避讳死字：“死后一具尸体，既然能作医学

研究用，又何苦白白烧掉给浪费了？我是个党员，就当是把一切都给了党吧。”但王家善的举动遭到了老伴和3个孩子的一致反对。老伴至今还对老王那次的擅自主张不解：别人死了还要大老远的葬回祖坟入土为安，他居然连个全尸都不要了？再说，他走后伢们把他的遗体捐了，亲戚朋友也会说东道西呀。由于直系亲属都不肯签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婉拒了王的申请。虽然知道家人都是一番好意，但捐献受阻还是给王家善留下了一个不解的疙瘩：“遗体是我自己的，是否需要捐献应该尊重我的意志，为什么一定要亲属的签字同意呢？”1个多月前，得知我市正在为遗体捐献立法时，王家善赶到市人大送去了两条建议——一是遗体捐献应该以本人意愿为准，不受家属牵涉；二是本人和相关部门签了捐献协议后，就要强制确保之后的协议落实。立法宜慎重但王家善的建议未被采纳。记者了解到，目前的条例修改稿，并没有作出相关强制规定。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遗体捐献的实际操作中，志愿者仍然有说服家人同意的义务。捐献遗体行为的实施必然牵扯到家属，因志愿者死后不顾家属反对，强制执行捐献而导致的难解纠纷在外地并不鲜见。该负责人承认，这是遗体捐献具体工作部门不得不考虑的。所以他们强调，捐献自愿既包含本人自愿，也含有直系亲属的自愿。武汉大学民法学专家余能斌则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身体的自决权，只要本人明确表示捐献意愿并履行法律手续，这种自愿是真实有效的就应当被尊重。我市立法对这个问题又是作何考虑呢？市人大法规工作室副主任程一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的制定是在国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条件下的探索性立法，“慎重”二字尤为紧要。未对王家善这种情况作出特别规范，就是基于这种总体考虑。遗体是带有一定人格成分的特殊捐赠物，涉及到一些人的感情。如果直系亲属感情上不能接受，有关单位强制执行遗体捐献，这在初期推行过程中极易产生民事纠纷，最终把好事变成坏事。在目前社会风俗伦理习惯还不算很成熟的条件下，程一方强调：“立法必须考虑到可操作性和可接受度。”但他同时认为，这种基于慎重稳妥的立法考虑，并非简单否决捐献人的自决权利。随着我国民法典制定和遗体捐献大力推进，相信王家善的问题会得到解答。

　　本报记者 杨春梅 通讯员 王德平 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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