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那些最无助的人、最弱势的群体，亲身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将是这个国家的光荣，并且将开创一个非常好的先例。

　　我期待看到这样一次听证会：听证席上坐着民工、失业人员、流浪汉，甚至乞丐。也许他们衣衫破旧，但是神情肃穆。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正在行使公民权利，他们毫无保留地谈论自己理解的救助管理，他们希望在什么情况下得到救助，救助的方式是怎样

的，他们害怕什么。也许他们并不能表达得特别清晰，甚至会场上可能出现混乱，但是这个国家必须倾听。

　　不是吗，如果一个法律的通过居然不曾征求其潜在适用人群的意见，这个法律又算什么呢？

　　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务院刚刚决定，在未来某个时候，以救助管理办法取代收容遣送制度。除此之外，尚无更多的信息透露，包括具体的条文，包括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程序，等等。

　　媒体将这项变革称为顺应民意。但我认为，这里所谓的民意是相当有限的。或者干脆说就是精英阶层的民意，包括媒体从业者、以法学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官员，例如揭露湖南涟源收容遣送黑幕的那位收容站前党支部书记。他们基于良知，基于公民自由的理想，起来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不错，那些真正面临收容遣送威胁的人，往往没有能力呼吁，因此精英阶层为之代劳。但是，呼吁成功之后，真正需要制定细则的时候，我以为精英们应该主动把话筒交出来，至少给潜在的被救助者一些发言机会。毕竟，精英们是不大可能被救助的，他们所提的种种方案或者建议，也许并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政府是最大的精英，在制定办法的时候，尤其不宜完全由自己主导。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对于自由、权利这些概念，不同的主体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政府官员不是民工，更不是流浪汉和乞丐，他们很难真正理解后者的需求。大原则上的共识，并不等于具体做法上不存在分歧。也许，政府更应该扮演一个会议主持人的角色，它只须保听证程序上的正义与合法性，把更多的发言机会留给与会者。

　　从潜在的被救助者中征选听证会代表，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其难度要远远大于以往征选民航听证会或者铁路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我想这完全不需要我啰嗦。但是，我觉得难度再大也应该去做。我们的国家，宪法规定是全体公民的国家，那么这一回，也许就是落实这个理念的一个契机。那些最无助的人、最弱势的群体，如果能够亲身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如果他们能够发出声音，我认为将是这个国家的光荣，并且将开创一个非常好的先例。请注意，我说的是先例，也就是我们有可能创造历史。

　　为了追求这种光荣，这个国家应该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难，从民工、流浪汉、乞丐中挑选适合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人选。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做成，我认为其意义将远远大于建设了什么大工程、改革了什么制度、增长了多少GDP。

　　毕竟，这个国家需要有具体的人，来见证历史，参与创造历史。任何法律和制度，也只能是面对具体的人的法律和制度。它们面对的不是空气，甚至不是崇高的理想和美德。否则，基于崇高理想和美德的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前车之鉴。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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