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资源的整合，钟南山出了一本关于SARS的书：《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根据公开的报道，钟南山对SARS资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资料。第一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

时间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时间是2002年12月初。不仅如此，钟南山还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这些被感染的人的资料也在钟南山的掌握之中。钟南山就是据此得出SARS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结论。

　　二是掌握许多危重SARS病人的资料。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和智慧，钟南山曾要求有关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间，60多名危重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送至广州呼吸所。为什么要这样做？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还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钟南山没有告诉央视记者，这就是，由他主持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东1000万元捐赠，建成中国第一个完全按国际标准设计、施工和配置的加护病房，并命名为"英东重症监护中心"。就在这个加护病房启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这些资源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以第二例SARS病人为例，其治疗方案可以说是"试验"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试验当中，钟南山是幸运的。而探索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记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钟南山手中的SARS资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钟南山当成一个重量级人物，显得举足轻重。"

　　为什么SARS资源

　　不能共享

　　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郑伯健说："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李忠明对记者说，SARS病毒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这样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难关。当然这种共享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共享，更应该是国内专家之间的共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同室操戈"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 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到广州为什么很难采集到标本？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对记者说："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标本是疾控所（广东CDC）掌握着。他们就是想大家把资源给他，不许给别人。"

　　记者又问："是否有专家问您要过SARS病毒标本？您是如何处理的？"

　　钟南山说："现在算起来，我一共给过4个研究机构，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换为目的。当然，现在如果有机构向我要，我还是会给的。"除了香港之外，钟南山没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机构的名字。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熊思东告诉记者："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军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庆玉则对记者说："我们去广东之前，中国CDC就已经去过广东，他们跟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病毒标本不能拿出省外。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来，控制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们有资源就只有他们才能研究疫苗和药物。"

　　记者在广东省卫生厅防非协调办公室的网站上检索到的粤卫办〔2003〕10号特急文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庆玉的说法。

　　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标本收集后应在3个小时内用冰壶装好并由医院送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如发生问题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人责任"。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对记者说："在国家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协调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良知和领导的默许，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应该在利益相关、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机制。"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某些医院、医生和科研机构把SARS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收益、处置SARS资源。而从科研的角度出发，SARS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

　　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

　　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而毕胜利则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体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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