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进城，仅因穿了双布鞋，被说成是造成污染，要罚200元。经过苦苦哀求，仍然罚了30元，却只给15元的收据。当这位农民找到记者，要去投诉，那个罚款人却表示愿赔50元私了。农民不允，罚款人的条件随之改变，愿退还30元罚款，再赔200元（6月5日《文汇报》）。事情见诸报端，可见私了未成。结局如何其实不再重要，令人犯疑的是，农民究竟为何失去了穿布鞋进城的权利？
城市与农村本是自然存在，但自从户籍分出城市居民与农民的那天起，待遇就判若霄壤。农民买的工业品，价高；农民卖的农产品，价低：这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一剪，不仅剪出了城乡贫富悬殊，也剪出了市民与农民的贵贱。即便到现在，城市居民可支配的经济收入，比农民的平均收入，竟然高出三到五倍。这还不包括在城里建的医院、学校、影院、图书馆……所有这些，市民享用起来方便，还能少花钱（譬如学校，少花的借读费可能是农民几年甚至十几年挣不到的钱）；也不包括各项社会福利，诸如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这些从来与农民无缘。无后顾之忧的腰杆自然硬，有后顾之忧的脚脖子自然软。按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农民连穿布鞋进城的权利都可以被轻易剥夺，根子都在这里。
于是，就有一些城里人，一戴上大盖帽，就专找农民的茬。穿双布鞋，就能狮子大开口罚200元。那么，摆个小摊能罚多少？提篮小卖能罚多少？想必是欺负农民都欺出了瘾。《文汇报》的新闻没能告诉人们，那个城管部门如此罚款，到底罚到多少钱财。只知道一个县级市专逮流浪、乞讨和“三无”人员的收容站，一年竟能创收近百万元（6月10日《三湘都市报》）。在这惊人的搜刮里，真不知包含了多少农民的血泪辛酸！特别是，这样的搜刮还往往以执法名义进行。在中饱私囊的同时，亵渎法的尊严，损害政府的形象。农民的憨厚木讷，怎能视之为懦弱可欺？农民的贫困与蒙昧，怎能视之为罪过与累赘？农民没有穿布鞋进城的权利，其实在昭示，农民在这些城里人的眼里，就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当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农民，经过哀求，还要交出30元罚款的时候，不仅法的公正没了，连人的天良也没了。
吃了亏的农民，往往还找不着说话的地方，更不必说讨个公道了。要是这位被罚款的农民没遇到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或者不是因为在记者支持下，执意不允私了，其中的猫腻，也许还是见不到阳光。从罚款者那般老到、冷酷与刁钻看，他们搞这样的创收，肯定有大量成功的先例。不要说农民不敢说，就算农民说了，这类“违章罚款”的小事，城里的那些部门，有几个会耐心去听，听了又会认真地调查，调查后又能严肃处理呢？穿双布鞋，竟能处以罚款；罚了30元，竟能开15元的收据；当农民不买账，竟能如此恬不知耻地开价私了……无所不用其极的背后，不就是因为农民要找到公理，通常连门儿都摸不到吗？
这位穿布鞋的农民何其不幸，平白无故，被捏惯软柿子的主，狠狠捏了一把；但这位农民又是何其可敬，他没有咽下这口气，而是不依不饶地讨说法，让欺负人的人品尝了恶果，实在痛快得很。逮着个穿布鞋的，就能开口罚200元，足见是软柿子捏惯了，吃惯了肆意滥罚的甜头；而正是许多农民兄弟的忍气吞声，助长了作孽者的气焰。要是农民都能像这位穿布鞋的，遭遇不公，执着不屈，作孽者岂敢为所欲为？邪不压正，巧取豪夺必然作贼心虚。敢于说“不”，才能挺身享用穿布鞋进城的权利。解决“三农”问题，还需农民学会依法保护自己。面对欺凌，要敢于反抗，善于反抗。让一切欺凌农民的人知道，农民不是好惹的。(文/慕毅飞)（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