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26日电（记者 李斌 李薇薇）在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基本上是一“搬”了之，一“埋”了之。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城市近年推行了分类、收费等种种新措施。然而这些国际通行的“好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却步履蹒跚，多少有些尴尬：分类流于形式，“成绩”不容乐观；收费进展缓慢，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绝大多数垃圾仍是一“埋”了之。垃圾处理离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目标相距甚远。

　　数以亿吨计的生活垃圾，越来越成为笼罩在中国600多座城市上空的巨大阴影，挥之不去。

　　尴尬一：垃圾分类“成绩”不容乐观

　　北京石景山六合园，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分别标着“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字样，桶边堆了不少袋装垃圾。居民何燕平说：“垃圾分类了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这垃圾桶为什么就不安一个脚踏装置？”

　　分类收集处理是减少垃圾、避免垃圾一“搬”了之的有效措施。从2000年起，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然而，垃圾分类在不少城市形同虚设，流于形式。

　　到2002年底，北京277个居民小区、大厦和工业区实现了垃圾分类收集，涉及20万多户居民、100多万人口，垃圾分类率约10％。山东在济南、青岛、淄博和烟台等地试行分类回收，总量也只有10％，各地仍普遍实行生活垃圾混合袋装化收集。

　　垃圾分类的“成绩”不容乐观。“即使在家里分类了，收集时也难免混在一起”，太原市市容环卫局副局长冯鲁宁坦白承认，虽然部分垃圾实现分类收集，但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却大都混为一“潭”，垃圾分类以实现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目的“大打折扣”。

　　垃圾分类为何“分”不下去？冯鲁宁认为，垃圾分类有个适应国情的问题，家庭住房条件是制约分类的原因之一，“有几个家庭能同时用几个垃圾桶，还要分开装？”

　　“垃圾分类和咱们有什么关系？”青岛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蕾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到位，即使只是把垃圾分成废弃物、可回收物两类，也很难做到。

　　垃圾处理设施跟不上，也是垃圾分类的重要制约因素。记者在北京马家楼垃圾转运站看到，宣武区的全部生活垃圾在这里仅被简单分类，一部分作为堆肥处理，大部分被运往填埋场。垃圾中可以回收利用的塑料、玻璃瓶等并未被利用。垃圾分类何时能实至名归？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尴尬二：垃圾处理费“不升反降”

　　“北京市优秀管理居住小区”阳光城是垃圾分类的“典范”，然而，记者6月中旬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时发现，这里的物业人员竟然不知垃圾费为何物。

　　北京朝阳区市政管委工作人员以阳光广场住户太少、无人收取垃圾费等理由加以“解释”。然而让人疑惑的是，这里的物业管理极其规范，垃圾分类工作做得很好，每平方米的物业管理费高达6块多人民币，房价每平方米在两千美金以上，区区3元钱何以收不上来？

　　垃圾不再一“搬”了之和一“埋”了之，就需要进行处理。2002年6月起，全国开始实行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但迄今只有123个城市开征，约占城市数的18．7％。建设部城建司卢英方处长说：“这一制度进展缓慢，全国通过垃圾收费文件的仅有广东、山西两省，大部分城市尚未制定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征收标准和收缴率普遍较低。”

　　从2001年起就筹措生活垃圾收费、价格听证会已获通过的太原市，至今因为渠道问题收费无法落实。北京朝阳区垃圾费则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怪现象：从前年的700万元降到去年的400万元。

　　谁污染，谁付费。垃圾费为何“收”不上来，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北京市市政管委副主任梁广生认为，垃圾收费的关键不在于收费标准，而在于收费渠道。调查表明98％的人愿意付费，但收缴起来很麻烦。“街道、区、市等环节非常多，收费成本也很高。是否可以和其他费用一起搭车收？还需要研究。”

　　北京市环保局有关人士则强调，垃圾收费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加强，市民应从自身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把参与垃圾减量化、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作为份内之事，人人动手，积极参与。

　　尴尬三：垃圾减量“减”不下去

　　“北京每年的垃圾可以形成一座占地500亩、高40米的垃圾山。”北京市市政管委环卫设施处处长徐勃形象地比喻。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从1978年的205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321万吨，也就是每个北京人平均每天生产垃圾近一公斤。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是固体废物防治的目标。垃圾不再一“搬”了之的根本出路，就是使可“搬”的垃圾越来越少，实现垃圾减量。然而我国“垃圾增长速度大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现有垃圾填埋场无不提前“寿终正寝”。到2008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平均每日将达约12000吨，而现有处理能力只有每天8800吨。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

　　北京仅仅是一个缩影。目前全国每年仍有5600万吨城市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处理垃圾的“代价”是高昂的，每吨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在北京是150元到170元，全国仅“九五”期间处理城市垃圾就投入近200亿元。

　　“大部分垃圾都一‘埋’了之，还谈什么回收利用？”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何嘉平认为，我国绝大部分垃圾都被填埋，堆肥和焚烧的比例极低。处理工艺的单一，也是导致垃圾无法减量化的重要原因。焚烧的减量化效果明显，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目前竟无一座焚烧厂。

　　尽管建设部有关人士称全国城市垃圾处理率已达58．2％，但曾任建设部副部长的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叶如棠表示质疑：“我不相信。成绩不可估计过高。”他进而指出，“传统的环境卫生就是把城里的垃圾转移到郊区，城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广大农村谁来管？”

　　有关人士指出，分类、收费等“新”措施在我国刚起步，似乎不宜苛求。但改变生产和消费观念必须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叶如棠认为，月饼盒等过度包装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我国应遵从国际惯例，从法律等方面严格控制这一现象，从源头上减少垃圾。“要知道，在发达国家包装过度，企业是要受惩罚的，因此德国等国的产品包装越来越简单。”

　　“过去，有块牙膏皮还攒着呢。”北京市东城商委职工住宅小区的王士增建议在居民小区建立固定的再生资源回收点，按户记帐、按月支出，“不仅能减少垃圾，而且在就业、小区治安上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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