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最近新华社记者到江苏、安徽等省农村调查时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自愿、有偿进行，但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基层组织越殂代疱，操控土地流转，强迫农民就范。采取的方式是：强行流转、暗箱操作和大规模圈地。

　　以往，我们研究农村土地流转与民争利的问题时犯了一个通病。那就是，一旦发现问题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却很少反过来想一想，怎么能够不这样！？

　　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把精力放在了埋怨基层执行政策的走样上，而没有找出病根所在。平日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殊不知，土地也是乡村干部调控农民的命根子呀！离开了土地，他们就失去了摆弄农民的法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流转不与民争利只是相对的，而与民争利才是绝对的。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三：

　　一是由农民供养的人员过多，财政不堪重负，增收途径又有限。乡村干部加上教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尽管实行了农村教师工资由县级政府统筹，还是摆脱不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定律。另外，五花八门的乡村事业、“形象工程”等等，哪一项离开了农民能干得了？这些钱，绝大多数都要由农民出，而农民的命根子又是土地，所以归根结底出在了土地上。但是土地是死的，因此就靠调整土地来“调动人的积极性”，逼迫它的主人往外掏钱，否则就会失去命根子。

　　二是化解乡村债务不光是解决“定时炸弹危机”，还是某些人的“擦屁股工程”。乡村债务，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化解的路子又很窄。其中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往农民身上转移。为了让农民听话，也就只好调整他们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好多人化解债务热情高涨，并不是为农民着想，而是着急“擦屁股”，生怕由债务问题引出其它问题而惹火烧身。比如辽宁省的辽中、黑山、台安等县，用土地流转的方式化解的乡村债务，有着大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

　　三是法治环境不健康。如今，虽然有了土地承包法，但是好多地方政府经常想当然地以“红头文件”去征地或者推行所谓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把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搞得面目全非。这种肆无忌惮践踏法律的行为，地方人大熟视无睹，法院更奈何不得。

　　总之，是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才导致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在好多地方成为空口号。如果不大力地推进农村机构改革和大量裁减财政供养人员，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得不到彻底的扭转，土地流转也就只好继续与民争利。【本文仅代表网友观点，不代表红网观点】(稿源：红网)(作者：王海波)(编辑：杨国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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