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河清

　　政治或意识形态手段是我们党和政府应对突发性事变的重要手段，这个重要手段是否灵光，取决于党和政府对社会成员个人事务干预的能力，也就是政府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能力。非典期间，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党旗飘扬群情汹涌的场面，火线入党也大受媒体青睐，党和政府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再一次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但还是出现了新迹象———完全基于个人自愿的志愿者的大量涌现，这个迹象是在政府从个人生活领域退出这一大的改革背景下发生的。遗憾的是，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志愿人员的行为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志愿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三湘都市报就报道过好几起志愿者欲抗击非典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事件：许多的医疗卫生防疫单位对这些志愿人员充满了不信任，找各种理由拒绝他们完全自愿的无偿服务。志愿者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成为整个抗非典行动中最让人迷惑不解的事件之一。

　　志愿者行动已经成为个人参与公益事业的国际流行模式，它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由此而获得的个人心理满足可能比有组织的动员行为更为强烈。国人接纳志愿者的心理障碍，从本质上讲，源自他们对于恶性膨胀的行政权力的慑服和崇拜，这种恶性膨胀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国人的自我意识，国民被动到了事无巨细时无长短都要依赖于政府的程度，没有政府的参与，要做一件公益事业不堪想象。这种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已经构成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阻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党与政府动员所需的成本越来越高昂，从庞大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无法计算的经济投入，以及动员过程中远远大于内容的形式，都使这种动员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下。此外，在我们的社会走向更开放时，个人相对而言所拥有的自由也越来越大，这将使以党政动员为主导的社会危机处理模式的运作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之，建立有效的志愿者行动运作模式，将是国人未来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途径，也是国人自我觉醒的必然结果。

　　结束语·自省与自强

　　写完这组评论，正是世卫组织为北京这个最具象征意义的疫区摘帽的时候，庆祝胜利的锣鼓声已经隐约可闻，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来到。在这个必将载入历史的时刻，我不由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一些警告。我们是一个坚忍不拔的民族，也是个充满凝聚力与自我克制的民族，但我们并不是一个自省能力十分强的民族，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容易宽容对手和忘却苦痛的民族。从二战到“文革”，这些国民性都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我们几乎丧失了记录和反省的能力。从非典开始，我们已能系统地记录我们所遭受的苦难，相信这些记录也将为我们的自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始。

　　两性学堂--关注两性健康 学习两性知识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东方口语听说速成 2004考研名师授课 司法考试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