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算起来，我也就是个中产阶层(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7日13:48 南方日报

刚刚登顶珠峰归来的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

　　在深圳算起来，我也就是个中产阶层

　　本报记者王洪伟

　　今年52岁的王石，无疑是2003年度经济界的风云人物之一———并非因为其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建设，而是因为以业余登山队员的身份，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自登峰凯旋归来，一向桀骜不驯的王石一直不太适应地享受着鲜花、掌声和喝彩；同时也经受了不少的非议，尽管向来就争议多多，但他依然禁不住又一次发牢骚、发火。

　　王石的秉性：率真，坦诚，坚韧。

　　鲜明的个性成就了王石的事业，事业的成功又进一步锻造了他不同流俗的个性。在千万人中，这是一个别具风味的人生故事———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7年起迷上登山和滑翔伞，从喜马拉雅的章子峰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从新疆的穆什塔格到北美的麦金利，几年下来，亚、欧、非乃至北美等几大洲不少知名的雪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2001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为健将级登山运动员。2003年5月22日14：37分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成为珠峰登顶年纪最大的业余登山队员。

　　5年攀登世界10座高峰

　　记者：您何时开始热衷登山运动？

　　王石：1997年，我在中国大陆发起业余商业登山运动，至今已经5年时间，从未间断，登珠穆朗玛峰之前我已经登上过世界10座高峰之顶。

　　记者：为何后来选择登珠峰？

　　王石：我以前登的山峰都在7500米以下。对登山运动员来说，经验积累很重要，所谓“水涨船高”、“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循序渐进。我原计划2004-200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中央电视台要做特别节目，2002年11月找到我。一般而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从意向提出到策划、组织、队员训练、筹资、装备到进山，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

　　记者：这次登珠峰经过怎样的程序？

　　王石：登珠峰的业余商业登山队，采取全国性报名制，然后由中国登山协会根据报名者的登山资历筛选。本次登珠峰的业余商业登山队员，沿袭国际惯例，采取费用自付的方式，每人5万元人民币。

　　面对鲜花、喝彩、掌声，我很不适应

　　记者：登上珠峰之顶之后有何感受？

　　王石：没有感受！

　　记者：为什么？

　　王石：登山到8000米以上，是在缺氧状况下攀登，人属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对登山队员来说是很难受的，根本兴奋不起来，没有丝毫的自豪感或“一览众山小”的感受。到8800米以上，说是“登山”，实际上人是在一点点的挪动。其次，登到山顶后，只是登山队员行程的一半，能否顺利下山还是未知数，何来感慨万千的情绪？最后，登到山顶后看到的景观，还与当时的天气状况有关。我登上珠峰后，当时适逢阴天，还在下雪，能见度只有20米左右，眼力所及很有限，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根本激动不起来。

　　记者：登到山顶后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王石：就是赶紧拿出照相机照相“留证”，但拍照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取证：我确实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山顶！根本没有想到摆姿势、特写照什么的。再有就是展放国旗。这些都是机械性动作，已经谈不上什么感情色彩。

　　记者：难道您就没有一点激动之情？

　　王石：说老实话，真正让我流泪的是回到成都后，看中央电视台播放了20分钟记录片，当看到我们组登上山顶照相、展国旗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

　　记者：登峰归来后至今，包括您在内的登顶队员似乎都参加了相当隆重的各种庆祝仪式，您有何感想？

　　王石：不适应！

　　记者：怎么说？

　　王石：5年来我登顶10座世界高峰，每次走进大雪山，少则半月20天，多则两月有余，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多的喝彩、鲜花和掌声。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可能一是今年登的是世界第一峰；二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强力转播；三是恰遇“非典”时期，老百姓坐家中看电视者增多，并把登山与战胜“非典”联想到一起，有共鸣之处。但我也担心(笑)，以后要是没有这些鲜花、掌声、喝彩了，我又会否出现另一种“不适应”。

　　登山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对人类自我的挑战

　　记者：这次珠峰登顶归来，我听到一种指责的声音说：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又一次“集体强奸”，您知道吗？

　　王石：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是一种极端的说法，有点耸人听闻。当然，任何体育运动都有负面效果，登山也不例外。

　　记者：这种说法的背景是，目前尚未完全控制的“非典”疫情就是源于人类对野生动物或大自然的过度侵害，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王石：今年是人类登上珠穆朗玛峰50周年，登山者已经树立了很强的环保意识，尽量不给大自然带来破坏和污染。中国登山队协会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向有对大自然保护的优良传统。深圳曾组织一次登山攀岩活动，要打岩石钉，请示中，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欣告诫说：如果岩上有树，最好打树套，不要打岩石钉，以免破坏岩石体。登山运动员对大自然保护最为在乎。这次登珠峰过程中，8300米以下的垃圾甚至一块糖纸，我们都收集起来，然后用牦牛送到大本营，再用车运出山外。我们日常所见的爬山过后漫山遍野都是垃圾的景况，在登山运动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8300米以上山峰上的登山者遗骸、废氧气

　　瓶，很难运下山来。

　　记者：那您登上珠峰之顶后的最大自我满足，是不是“征服了自然”？

　　王石：我从来没有说自己登山是征服自然。长沙岳麓山有一块刻有“登高生悲”的石碑。一般人们都说“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豪情满怀。实际则是登到山顶后，人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登山者往往是因为不满现状，通过登山寻求某种心灵上的解脱。登珠峰与三峡拦坝不同，登山是亲近大自然，三峡拦坝是与大自然斗。

　　我喜爱登山，就是因为没有年龄限制

　　记者：您什么时候对登山起了兴趣？

　　王石：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登山，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到城市郊区登山，中学也没有停止登山，当兵、上大学，后来到深圳都一直在登山，但大都是3000米以下的小山。

　　记者：您个人为什么对登山情有独钟？

　　王石：没有什么原因。40岁前我一直还踢足球，40岁以后就不踢了，因为年龄上的原因，我不再适合竞技性的体育活动。

　　记者：登山和踢足球的区别在哪里？

　　王石：足球之类的竞技运动是与别人竞争，登山是与自己竞争，是挑战自我。至今，登珠峰年龄最大的登山队员是70岁。年龄不是登山的最大障碍。

　　我不是工头！

　　记者：有议论说，登山是极其危险的极限运动，作为万科董事长，您登山是对股东和股民不负责任，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王石(激愤地)：我不是工头！董事长的作用主要在三个方面：决策、监督和培养人才。万科并非离不开我王石，如果我一离开万科，万科就出现问题，那是不正常的。

　　记者：但是作为万科董事长，您的一举一动都与万科的发展紧密相关……

　　王石：登山纯属我的私人爱好。上市公司高层出事，肯定要影响公司经济效果。但是，许多国外的大企业家并没有因此放弃私人爱好。我要登珠峰的消息，在动身之前很久就已经公开，登山当然有风险，但是股东们可根据对我个人的信赖度，选择是否抛售手中的万科股票，这是高度透明的。股东有自己的选择权。

　　记者：您的反应好像很激烈……

　　王石：我1983年下海经商，1984年组建万科，1999年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一直尽职尽责，无怨无悔。1995年我国大陆上市的331家公司中，房地产企业29家，至今具有配股资格的只有3家，其中就有万科。

　　我出钱，你去到珠峰顶上做秀，如何？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说王石登珠峰是个人做秀或商业炒作，您如何理解？

　　王石：登珠峰，能否登顶，谁也不能十拿九稳。截至目前为止，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12人登顶珠峰。这次登顶5人。平均1亿人中登顶珠峰只有1人。登顶珠峰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在有些人看来，登顶珠峰是一件错误的举动。要我说，如果做秀做到珠穆朗玛峰山顶上去，这个“秀”是很了不起的，值得鼓励；换句话说，我出钱，你做秀，如何？

　　记者：关于商业炒作……

　　王石：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跑到珠峰顶上去为自己的企业做广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想像。如果我的成功登顶为万科起到了广告的效果，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人就是想通过指责名人来抬高自己。

　　下海到深圳后，我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

　　记者：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

　　王石：我1983年赤手空拳到了深圳，当时的深圳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开发，到处尘土飞扬。当时深圳赚钱主要靠优惠于内地的国家政策。那时，深圳两种进口商品很赚钱：一是日本味精，要是拿到进口1吨味精的政府批文，肯定有的赚；二是台湾的折叠伞，在大陆很畅销，进多少能够卖多少。但我通过做市场调查，觉得这两样都不能再做。

　　我调查后发现，当时的深圳有两大饲料厂，每厂都年产20万吨以上的饲料，其原料主要是玉米，但玉米主要从香港进口，而其中除了从美国、泰国、阿根廷等外国进口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北方的大连、天津、青岛出口转内销的。为何国内的玉米不直接销到深圳而是转道香港再回来，调查了解到，主要是解决不了从北到深的运输工具问题。我当即找到广东省海运局，了解能否组织货船从大连往深圳运玉米，当时广东省海运局正在研究开辟北方航线，苦于没有货源，当然求之不得。我随即到大连，当地正发愁香港货物运输能力不足，玉米堆在家里。就这样，我当上了中间商，还卖起饲料。当年的4月到12月，我赚了300多万元。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后来，我遇到刘永好，我开玩笑对他说：“如果当时我不转行，‘饲料大王’的名分怕就是我的啦！”

　　到1984年，资金积累起来后，我就组建了公司，后改称“万科”，一直发展至今，尽管路上有磕磕绊绊，但还算基本顺畅。

　　记者：您最初下海到深圳适应吗？

　　王石：那个年代的下海者，大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我作为年方30出头的大学生，放着省外经贸委这样的好工作不好好去干，等待官运亨通，而是下海经商，在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费解。一般人判断：一个人生在世上，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但王石这小子看起来都不像：穿一条牛仔裤，风里来雨里去，骑一辆破自行车。于是人们都得出一条结论：王石这是在装，这是不显山不露水，外边肯定存了不少钱。这些议论让我很不舒服。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我从广州的省政府机关到深圳下海，不图名也不图利，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

　　记者：您这样的个性，能融入深圳的经济圈吗？

　　王石：当时我的公司经营得很好，留着很多人才，但员工工资并不算高。一次，一位老板请我吃饭，向我请教企业如何留住年轻人。我给他讲了万科的干部政策、工资系统。对方显得老大不满意，说我王石老是唱高调，背后肯定藏有什么秘诀。因此以后碰见类似的请客吃饭，我一概回绝。

　　记者：有没有遇到过挫折？

　　王石：深圳当时就是中国改革的前哨，作为有争议的改革人物，肯定会受到非议，我后来也就不再理会流言蜚语。1985年的一天，深圳市纪委的两个处长一天找我谈话，见面的称呼是“王石同志”，说是纪委接到不止一封检举信，要找我进行核实；并说之所以叫我“同志”，还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只要承认问题，解释清楚了就没事了。检举信说我在香港有不止一处房产，还有一笔存款。我说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如果别人有举报，你们不妨告诉我内容。后来两个处长透露举报，说我在香港有两处房产、30万港元存款。我一听就很动气，当即告诉他们两个：谁写的检举信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这回事，但如果属实，应该在“30”后面加两个“0”，30万有点看不起我，3000万元才与我的身份相称。两个处长从未听过如此“狂言”，仓皇而去。在当时，正经干事的反而遭受非议，被视为不正常，是十分荒诞的。这可以说是我经商过程遭受的最大的挫折。

　　万科没有“家族”企业、“裙带关系”的痕迹

　　记者：您经商是否与您的家庭背景有关？

　　王石：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我个人的事。我的父母都曾当过军官，后转业到地方铁路担任领导职务。我曾有意查询家谱上溯30代没有发现我家祖宗有理财“优良传统”。我觉得财富够花用就足矣，太多我有点把握不了。而且人突然暴富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生活单调，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起见还要请保镖。万科1988年股份制改造时，尽管万科前身没有让上级公司投资一分钱，也没有让其做任何银行担保，全都是由我白手起家搞起来的，但资产评估为1300万元后，按四六开，其中60%股份属政府，40%为职工股份，因为我没有取一分钱，其他职工也就没有分拆，而是作为企业发展基金。我一直到今天都是靠拿工资干活，年薪60万元，这在上市公司都是公开的。目前万科有14亿股，每股6块多，我个人只有27万股，我还有200多万元存款，100多万元的房子，在深圳算起来也就是个中产阶层。我不是一个富翁。

　　记者：万科是否带有中国家族企业的通病？

　　王石：万科没有我的一个亲戚、战友、同学，是一个现代企业，绝对不是家族企业。1989年，因为某种原因我离开过万科一阵子，我的母亲把我的一个表妹安排到万科，回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掉我的表妹。我母亲老大不满：你公司不是要人才吗，你表妹也是人才呀！我就劝她，表妹毕业于吉林大学国际金融系，只要是人才在深圳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很难把个人的成功归结到哪一点

　　记者：您好像说过，司汤达的《红与黑》里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对您今天的成功影响很大？

　　王石：司汤达、狄更斯、雨果、梅里美、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作品对我的人生观都影响很大，我们小的时候只能读到这些书，其中给我最深启迪的就是他们作品中张扬的“人本主义”精神，包括机会均等、个人隐私权、选择权等，贯彻在我的公司中，就是对人才的尊重。

　　记者：您是当兵后读的大学？

　　王石：我当了5年的兵，开了18万公里的车，部队经历磨砺了我的团队精神、组织纪律观念和吃苦耐劳，对我后来的创业、办企业受益无穷。但在部队当兵的最后时期，我十分厌倦部队生活，急于想离开部队，但现在时间越长越怀念部队。

　　记者：您的大学时代是如何度过的？

　　王石：我的大学专业是给水排水专业，我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整个大学我读了两门课，一是英语，这对我后来了解国外经济信息很有收益；二是政治经济学，这对我后来经商直接有用。就这样，非常认真刻苦地读了三年书。

　　这些经历都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取向，但人是很复杂的，很难把个人的成功归结到哪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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