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莹，武汉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中国青年》编辑部实习编辑。当房东刘老师罹患“非典”而未被收治时，她勇敢地留下来全力照顾刘老师，直到刘老师收治后她才自行隔离。虽与刘老师“密切接触”多天，她却奇迹般地没有被感染……

　　文万莹

　　“根据您目前的身体状况，自2003年5月2日起对您予以解除医学观察。”这是西城区卫生局给我的一纸“解除医学观察通知书”，编号是A-5。半个月前，我作为一个“非典”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被“自行”隔离起来。躲在隔离的房间里，数着日子，14天就像14个世纪一样漫长。

　　我不想安静地走开，只想勇敢地留下来

　　两个多月前，我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实习。编辑部主任安排我住进了他的朋友刘老师家。就这样，刘老师，她的堂弟阿林，还有我，构成了我们这个奇特的家。每天，我和阿林上班、下班，刘老师在家炒股，上网，下围棋，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做饭、聊天，没日没夜地追踪“伊拉克战争”；周末，到“东来顺”去改善伙食，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

　　4月11日，星期五，天气晴朗，“刘老师高烧38.5℃……”我深吸了一口气，才把这句话从嘴里挤出。电话那头的阿林沉默，沉默。

　　四天前，刘老师陪一个阿姨去过一次人民医院，四天后，她这场突如其来的发烧让我们不得不紧张。

　　“这个病就是‘非典’，你准备怎么办？”阿林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是没有去医院检查吗？怎么能自己吓自己呢？”

　　“她这么差的身体，敢去医院冒险吗？万一没事儿，这一去要是染上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医院就是“龙潭虎穴”。

　　坐在客厅里发呆，深知责任重大，我们谁也不敢吭声拿主意。可一直等到凌晨1点多，刘老师的烧也没有退。

　　4月12日早上7点多，我们起床了。我熬了一碗粥，端到刘老师的床前，摸摸她的额头，还在发烫，体温计显示38.8℃。

　　她躺在床上，把我和阿林叫到跟前，声音很弱，“阿莹你今晚就回武汉，我得了病，家里已经不安全了……”

　　“不，我不走。”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我懂，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个还需要别人照料的孩子。我留下来只会分散他们的精力，成为他们的负担。

　　“阿林，我不能走，家里现在遇到了困难，我如果一走了之，你叫我怎么做人？”

　　“你要有事了，怎么办？”

　　“我已经21岁了，不是一个孩子了，我有能力作决定，有能力承担责任的……”

　　“你也要理解我们……”

　　“可你要我这个时候走出这个家门，将来我还怎么走进来？我怎么面对刘老师和你？你也处在这个位置上，你走得了吗？”我知道，我必须说服他，“而且照顾刘老师，你也需要帮手……”

　　阿林没有再多说什么，或许，多一个人就多了一份信念、一份力量，虽然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

　　两天了，刘老师还在发烧。我们只有下决心，让阿林陪刘老师冒险去一趟医院。

　　希望和绝望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用酒精棉球擦洗每一扇门、每一个扶手、每一把椅子；用稀释的来苏水把地板拖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11点，刘老师才从医院回来，一脸的疲惫。阿林说，肺部没有阴影，应该能排除“非典”的可能。我的心一松，往沙发上一倒，拍着后脑勺笑了，“虚惊一场啊……”当时，实在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晚上。

　　原以为事情就会这样结束，原以为我作的是最轻松正确的决定，可是又一个两天过去了，刘老师的烧还是没有退。我们试最好的消炎药，试感冒清热冲剂，试阿司匹林，但都没有用。听说，牛黄安宫丸是最猛的中药，治疗“无名热”有奇效，我们也试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刘老师的喉咙，看着她咽服下那粒小小的丸药，仿佛她咽下的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医生说，这药大概有六个小时才会起作用。我趴在沙发上，听着墙上的秒针“嗒嗒”地响着，迷迷糊糊地半梦半醒。六个小时过去了，刘老师的体温反而上升到39℃了。

　　我沮丧地关上房门，一回头，正好看见镜中的自己，仓皇和无措竟然全印在脸上，吓了自己一跳。我蹲下来，把头埋进手臂里：“难道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晚饭后，我们用温热的酒精给刘老师擦拭全身。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冲我点点头，嘴角还微微动了动，挤出一丝笑容：“听说‘非典’这个病三分之一的死亡率，我们三个人要是都得了，我就是那三分之一，你们是三分之二……”

　　我鼻子一酸，手上的酒精棉球差点儿掉到地上。我赶紧坐到床沿，把粘在她额头的头发拨开，理顺，伸出手，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装作很平静说：“刘老师，没事的……”

　　擦过手臂、掌心、前胸、后背、脖子、脚心、脚背，酒精棉球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酒精的味道也迅速地在空气中散开。

　　摘下口罩，我长长地吐了口气，摸摸被绳子勒得生疼的耳朵。这几天，每一次进出刘老师的房间，我们都要多穿一件外套，戴好口罩，进出都要用消毒液消毒。一天下来，手就开始脱皮。一碰到水和消毒液，脱皮的地方就会钻心地疼。

　　又是一番思想斗争，又决定去一次医院。这一次，阿林和刘老师戴上两层口罩、眼镜和一次性的手套，甚至还穿上了高领的衣服。

　　他们走后，我把刘老师碰过的门窗、桌椅，家里的上上下下又消毒一遍。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直和阿林联系不上。按“重拨键”直按到手指发麻，“难道他俩都出事了？都回不来了吗？”看着空荡荡的家，我有点儿不敢呼吸，害怕每一次吸气都会吸进无数的病毒。

　　“你马上买票回武汉，我姐肺部有阴影，下午就出结果……”听到阿林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我竟“叭”地一声，瘫坐到了地上。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麻木地走在大街上，看着车来车往，人影匆匆，心里却堵得发慌，只是祈望平安。

　　但是，医生说，还是“无法确诊”，让刘老师回家再观察几天。希望和绝望又都被推到了我们面前。

　　这个夜晚特别地长。晚上9点多，我们才把刘老师安顿下来，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

　　“你想过没有，这个病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我们要是有事了，你的爸妈怎么办？他们还活得了吗？”阿林的眼里充满了焦灼。

　　前几天，妈妈打电话问我，“北京安全吗？你回武汉吧……”

　　“我好着呢，我在北京的一切才开始呢……”我硬着嗓子说。

　　而这一次，害怕，终于撞倒了我。

　　我感染上了吗？爸妈知道了会怪我吗？我要是也病了，他们怎么办？皱纹、白发、眼泪……这些我不敢想，不能想。

　　他们只要我安全，他们只要我平安，只要我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武汉。或许，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我做一个“好人”。

　　凌晨两点，才把自己甩到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或许“非典”病菌就充斥在隔壁的房间。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心跳声，听着心脏一点点地长大，慢慢地长茧，“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爸妈，只有自己一个人先扛着。”

　　接下来的两三天，我被看不见的恐怖和压力折磨得快要发疯了。神经时时处于“备战”的状态，房间里一有声响，我会像弹簧一样弹起来；每隔一个小时，都会去房间里看看；每天为了应付各种关心询问的电话，同样的回答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晚上9点以后，才记起吃晚饭，却记不得每顿吃的是什么；凌晨1点多，才可以把自己甩到床上，却又要为明天面对的问题发愁。这样的生活，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远远地看着刘老师艰难地爬上救护车，我心痛无比

　　4月18日，又一个星期五。刘老师终于被确诊，但那家医院却没法收治。我们三人商量后决定，无论是否联系上医院收治刘老师，阿林和我都须尽快从家里搬出。整整一天，我们就围着电话机，联系能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把一个“非典”病人留在家里，留在社会上，会有多危险，简直不敢想像。疾病控制中心、“120”、卫生局、佑安医院、人民医院，各种咨询热线……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不是无人接听就是长时间占线。偶尔几个有接听的，回答都是如出一辙：“我们不能接收，你打另外的电话吧，他们负责……”推来推去，直到最后，我们才弄明白，原来医院里已经收治不下这么多病人了。

　　无助，像清晨的露水，很冰，很湿。

　　由于一直联系不上医院，刘老师也变得很着急，她开始莫名其妙地冲我们发火。早上，刘老师执意要去银行办点儿事，我们劝她，“今天风大，有事情我们帮你办，而且你出门对别人也不好……”

　　“我都要住院了，你们还不能让我如意一次吗？”从来没有当面给我们难堪的刘老师,一句话堵得我们直瞪眼。

　　人生病的时候总是会特别地脆弱，何况她要独自面对生死。我们一走，留下她一个人在冰冷的家里，没有人端茶送水，没有人说话，只有她一个人去面对满屋子的病菌。

　　面对无处不在的病毒，我已经不堪重负了。理智告诉我，“为了健康地活着，这个时候，我必须离开了……”把衣服一件件地装进旅行箱,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能去哪里，谁敢收留一个和“非典”密切接触的人？

　　可是，走出这个家门我就安全了吗？埋在我体内的“炸弹”，根本就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解除，第一次，我开始有点后悔，或许，那个最坏的结果是我没有能力承担的。

　　拨通了一个好友的电话，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已经作好最坏的打算了，要是哪天我出事了，就由你去告诉我爸妈，以后的事就交给你了……”

　　他在那头，声音有点儿发抖，“保重，我们等你回来……”

　　最后，我们约定，每天晚上8点通一次电话，如果哪天联系不上了，我爸妈那头的电话就会响起。

　　“砰”地一声，铁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

　　两个月前，我也是拖着这个旅行箱，走进了这个家门，当时是刘老师在门口笑眯眯地迎接了我。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却拽着阿林，走出了这个家，走得无情，走得无奈。小区里很安静，只是亮着几盏路灯。旅行箱的轮子在地上的摩擦声刺得心一阵阵地发疼。

　　我站在小区的栅栏外看着，家就在10米之外，隐隐约约能看见刘老师在厨房里的身影。走出门的那一步，迈得艰难；可往回走，却发现门口凭空多出一个门槛，添了一堵墙。

　　“咫尺天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两天后，刘老师被送进了医院。我远远地站着，看着刘老师艰难地爬上救护车，真想上去扶一把，可还是忍住了。望着救护车呼啸而过，心里偷偷地痛，也偷偷地问自己，“有一天我会为自己没有扶她一把而内疚吗？”

　　被隔离的日子是平静的，而我感觉更像一场战争

　　单位给我安排了”隔离观察“的房间。我开始了自我约束的隔离生活。每天早晨，睁眼，摸额头，迎接新一天的阳光。每隔两个小时，我都记着要试一次烧，看着指示针一直徘徊在37℃，心里是一片安宁。

　　“一天、两天，……”我默默地数着日子。每过一天，就像亲眼看着自己把炸弹的引线拆掉一根。到了最危险的第六天我动也不敢动，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个小时量一次体温，听手表“嘀嘀”地响。躺在床上，心不在焉地，电视画面一幕又一幕。想着自己体内的“定时炸弹”，会不会爆炸，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

　　妈妈总是打手机过来，“家里的电话怎么老是没有人接啊？妈妈担心死了……”

　　每次，我都急中生智，“电话连着传真机，最近老是坏……”“我和刘老师出去了……”

　　后来，北京风声渐紧，妈妈就更担心了，“我以后每天打电话给你……”我听了，心一紧，眼看就要露馅了，“你一打电话，刘老师就没法儿上网了，我给你们打过去吧……”幸好家里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才算躲过。

　　领导和同事们也天天打电话过来，安慰我“是个好孩子”，帮我数着日子，熬过最紧张的第十天，大家都准备着为我庆祝了；每次我都非常夸张地笑起来，“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额头一片冰冷……”

　　为了成全我的“好”，为了教我做人，多少人为我担着责任，多少人赌我赢。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地重要。

　　担心的14天过去了，平安的14天也过去了，我创造了“奇迹”，平安地“解放”了。

　　我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自由地行走在大街上，畅快地呼吸着空气。小区里，一群小朋友正踢足球，花坛旁还坐着几个阿姨。他们盯着我，满眼的防备和警惕。我赶紧低下头，加快了脚步。站在家门口，回过头，他们已不见踪影，本来热闹的小区也安静了下来。我待在门口，心被轻轻地刺了一下。

　　或许，“非典”真的很可怕吧。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和“非典”病人密切接触了八天，为什么能劫后余生呢？只是想起一句歌词，“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阳光照耀着大地……”

　　亲历了这场“非典”危机，历经了重重心劫。情和理的选择，慌乱和镇定，生命的尊重和舍弃，而这一切都彻底地洗涤了我21岁的人生。

　　编后语：截至本刊发稿前夕，刘老师已痊愈出院。由于暂时需要隔离，万莹还没有见到刘老师。不过，她说，她们已经通过电话约好，隔离一结束，马上去“东来顺”撮一顿。)

　　两性学堂--关注两性健康 学习两性知识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东方口语听说速成 2004考研名师授课 司法考试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