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长期以来，秘书究竟是政府官员还是职员，一直含混不清。如果说领导掌握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显权力，那么离领导这个权力源最近的秘书则有可能拥有隐权力，这也许是领导权力在秘书身上折射出的附加值。
在以往出现的各种腐败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案件中原本正常的工作关系正面临着沦落为“权力”盛宴的危险，权力消费之于“关系”，有两种把玩形式。一是权力的直接
介入，二是权力戴着“人情”的面具介入。在第一种形式中，在监督者严重缺位的情况下，某些腐败官员将权力直接变现为私人资本，第二种形式中是所谓“人情”的存在，是在“内部人”的资源交换中转移为私人资本，或者通过限制正常人事关系发展来提升“人情”权力自身的“价格”。在这种形式下，某些“专职秘书”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搭桥引线，以权力中介的姿态出现，替代完成领导授意或暗示的某些交易；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借东风之力，不动声色地将属于自己的利益“嫁接”到权力中，形成连带辐射。从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贪污受贿案的解读中，我们就可以品味出这种味道。
无论秘书腐败也好，某些腐败官员与秘书互相“利用”也好，其共同点就是权力与所谓“关系”同流合污，权力入股通过隐性、隐性加显性的形式出现，对于参与权力资本化运动的那些腐败官员和秘书来说，私人的操作空间就越大，政府的正常人际关系、工作关系、职务调动等公共空间就越小，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伤害也就越大。合流的直接代价，首先是正常的政府人事关系被扭曲，其次是体制内资源、资本就这样被一小部分人以关系的名义轻而易举地分配、消费掉了。绝大部分原本应该以“人民”名义持有的这些财富（权力和社会财富应当属于人民所有）被这种畸形的权力消费剥夺，腐败就是由此造成的。所以，秘书腐败的核心问题在于体制内资源在人情学、关系学的掩盖下重新分配，对政府的正常运行秩序是极大的破坏。
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黑龙江省检察长徐发今年3月接受《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采访时针对某市规定“凡是领导干部调动工作，一律不准带原来秘书”时所说的那样：“当前的腐败问题很复杂，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不够，你不让他调动时带原来秘书，他很快就重组了秘书，照样可以搞腐败，所以那不是治本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靠制度靠机制。”如何让对秘书提出的八条禁令真正落实？由此需要反省的不仅是秘书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问题，还有更重要的行政程序问题，比如日常政务处理方式。同时，秘书作为政府文职职员应有独立的管辖系统，如此，也许才能真正解决秘书的角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