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6月26日今报观察的“视点”组评———不再“败坏”，有人认为，“不应该由此就不再采用道德评语，大学绝不能淡化或退出‘道德评价’的管理体系。勉强进行这种改进，将对大学的管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笔者对此观点有不同看法，因为，从报道提供的只言片语中，我丝毫也读不出“取消道德评价”的意思，得到的仅仅是取消标准失范、界限模糊、带有极大主观性色彩的“道德败坏”评价的消息。同时，有人认为这将会带来“不堪设想后果”的判断简直是杞人忧天。
其一，许多人对“新规”的理解存在片面性。笔者的理解是，对大学生行为的最低评价是“法律评价”。因为新规修改的缘由和焦点是，按照原来的规定，大学生怀孕、作弊常常被定性为“道德败坏，品质恶劣”加以开除。“开除”的含义是相当明确的，即它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受教育权，而这恰恰是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法理上讲，公民法定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是绝不能单凭一个“道德评价”行事，而必须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
其二，人们对高校管理制度存在模糊认识。高校与社会一样，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一个严密体系，既有法律的，也有道德的，还有学校内部自治的管理制度。取消“道德败坏”评价并不等于取消“道德评价”，也不等于取消道德规范，更不等于从此取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评价。《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思想品德合格，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准予毕业。”
其三，人们对高校的权力构成也存在模糊认识。高校是一个既享有法律法规授权、又享有一定自治权的教育事业单位。它首先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它也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学校内部的管理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还有权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对学生的各种行为（包括思想品德方面的行为）进行规范，但必须与相应法律接轨，而不应法外施治。对一般的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学校完全可以选择“开除”“勒令退学”以外的其他处分进行处理。
总之，教育部“新规”尽管还没有“露面”，但取消“道德败坏”评价，转而采取“法律评价”，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是依法治教的重大步骤，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人们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