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从警为民的楷模刘选略

　　他走了，殡仪馆挤满了人，花圈、挽联层层叠叠，唁电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雪片般飞来……公安部称赞他“为云南乃至全国公安保卫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禁毒委赞誉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云南和中国禁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为新中国创建起第一支缉毒队，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把公安派出所建到乡镇，时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带领广大公安民警保社会平安、造福百姓的云南省公安厅原厅长刘选略。

　　一

　　站在中缅边境那座大山上，刘选略目光凝注着境外大片大片摇曳的罂粟花。赴陇川途中，刘选略正巧是踏着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贬任云贵总督时从昆明西上保山时留在高黎贡山上的足迹。这是1981年，刘选略在调研中震惊了，云南公安首当其冲面对着三大险峻挑战：

　　其一、滇西南国境线，已被境外的罂粟花和毒品加工厂包围！

　　其二、被“文革”砸烂后刚恢复的云南公安“头重脚轻”，一个乡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抓好基层治安势单力薄，要实现国泰民安谈何容易!

　　其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民警只占全省民警总数的2．4％，初中占60％，其余的只达小学文化，文化素质不高的警察队伍怎能准确理解、执行法律!

　　1982年5月，刘选略代表省委、省政府率先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上提出，在云南建立一支1000人的公安专业缉毒队伍。然而，时值全国行政机关紧缩编制，云南却一下要增加1000人的编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会上说不通，会下又说。获得公安部副部长席国光的理解支持后，刘选略立即向时任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孟琦报告。孟琦又当即向省长刘明辉汇报，省委、省政府的报告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抄报公安部。

　　一个月后，所有的批件都下来了！招人，训练。当年11月，这支年轻的缉毒队伍就开赴边境一线和交通主要干道沿线。在我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新中国的第一支缉毒队，就这样当年给编制、当年招干、当年建队、当年上阵，并当年对减少境外毒品向中国内地渗透发挥出重要作用。

　　随着禁毒斗争的日益严峻，云南几乎每年都有缉毒民警牺牲，一些人对中国能否禁绝毒品逐渐失去了信心，刘选略却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独生子刘晓晴送进了这支缉毒队伍。在边境长年出生入死的磨砺中，刘晓晴也成长为中国反毒前沿一位优秀的侦察指挥员，多次成功组织和参与了一批大要案的侦破。

　　针对公安工作“头重脚轻”的挑战，1979年刘选略在给省委、省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省，公安工作的措施落不到基层，没有人常年在群众中去做治安保卫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基层没有‘脚’，这是十分危险的疏忽！对公安来讲，就是抓稳定的，这一套落实不到基层，就是国家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为一体的省份，多数县辖区大，交通不便。刘选略主张在公社(后改区、改乡、改镇)建立派出所，它既是治安管理的中心，也是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通过派出所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基础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负责保住辖区内的“一方平安”。他提出：“用5年时间抓组织建设，再用5年时间抓派出所工作建设，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省公安要建设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层网络。”此建议当即得到孟琦肯定，方案报到云南省委、省政府即获批准。到1984年，全省基本上按一乡一所完成了建所任务，至1989年全省公安派出所增加到1664个。

　　面对新建派出所绝大多数没有办公地点、民警没住处的实际，刘选略带人找省财政部门商量，并报请省委、省政府领导支持，出台了“三个一点”的政策，即省、地、县三级财政部门大力支持各出一点资金，并签订合同分期分批建盖派出所的办公住房。1988年至1993年，云南全省共安排修建派出所1155个，占当时派出所总数的73％，占无房、危房派出所总数的88％。与此同时，为夯实派出所的基础，1990年时任公安厅厅长的刘选略在全省派出所工作会议上提出，为解决派出所存在的警力与任务、职责与权利、素质与要求、执法与条件“四个不适应”，大胆改革，勇于探索，将9项管理权下放到派出所，使派出所真正成为公安机关的最基层作战实体单位，改变公安工作“头重脚轻”的状况。公安部把云南的做法在全国推广。

　　直面公安队伍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实，刘选略说，“抓工作靠队伍，抓队伍首先要抓教育。”1985年刘选略走马上任省公安厅长之际，在全国率先办起1所公安大专院校、4所中专警校，设立了正规教育部、成人教育部和在职民警培训部，同时委托昆明医学院开设了5年制的法医系并形成了完整的招生办法，随后又委托云南大学为公安开设了政法班。多策并举，云南公安教育建立了正规网络，源源不断为公安队伍输送专业人才。几年后，面对改革开放，人财物大流动，刑事案件发案大幅上升、境外毒品入侵加剧的严峻形势，这一支支经过专业培训的骨干队伍，已在岗位上挑起了大梁。当我国法律规定对重大刑事案件现场、物证鉴定必须有两名高级法医师签字才能生效时，云南已完全不必为缺高级法医而发愁，如今经过法医系培养的专业人才已遍布全省司法系统。

　　二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对毒品犯罪最高刑只有7年，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对毒品犯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但裁量尺度不明确，且死刑核准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司法实践中被判死刑的极少。一些毒贩抱着“坐牢一阵子，幸福一辈子”的心理疯狂贩毒。

　　时任云南省禁毒委主任的刘选略在省人大的支持下，与省人大、省禁毒委相关人员开展了专题调研，起草了有关条例报省委、省人大，随后又请我国著名法学家高西江到德宏等地考察，呼吁国家出台一部关于打击贩毒的法律。通过省人大和省禁毒委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禁毒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于1990年12月28日出台。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6月下发了《关于授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这一司法权的实施体现了从重从快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目的，极大地推动了禁毒斗争的开展。刘选略在多次调研后提出“三禁并举、堵源截流、标本兼治”的云南禁毒方针，1998年公安部进一步完善为“四禁”后确立为中国的禁毒方略。

　　1990年初，针对10年禁毒仍出现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被动局面，刘选略坚定地提出了变被动堵源为主动进攻，一方面主动公开宣传云南遭受境外毒品危害的情况，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并于1990年6月26日，云南在国内率先公开销毁毒品8吨、枪毙24名毒贩。另一方面，针对毒源在外、毒品内流、人民币外流、毒枭在外的实际，把贩毒案件侦破在预谋阶段，减少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危害。

　　在边境调研中得知勐海县帮助境外以农作物替代罂粟种植的做法后，刘选略回到昆明当即赶写出《利用边贸，推动境外替代种植》的调查报告呈报给省委，得到大力支持，并在云南边境一线推行。同时，他率云南省禁毒委相关成员，向我国境外几股贩毒势力展开攻势，通过帮助其在境外以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到1998年境外就有34万亩妖艳的罂粟花变成了绿海碧波般的茶园、甘蔗林和麦浪滚滚的农田。

　　1998年5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禁毒署主任阿拉奇访问中国，并专程从北京赶赴云南考察禁毒工作。阿拉奇经过考察后说：“我认为，云南的禁毒工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楷模!”阿拉奇回去后，动员了8个联合国捐赠国的代表到云南考察，并带着项目来研究替代种植。

　　2002年，云南境外替代种植作为国家行为立项，标志着云南的禁毒除源战略已由地方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

　　三

　　1992年9月1日午夜，已从厅长岗位卸任的刘选略，又再次被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委以平远严打公安前线总指挥的重任。当时平远镇贩毒、贩枪等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令刘选略十分难过。

　　面对复杂的局面，刘选略根据禁毒委的调研情况向省委、省政府建议：“要从源头上解决平远的问题。讲清楚争取宽大政策的界限。”得到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政法委的认可支持。

　　割除这颗毒瘤刻不容缓。平远严打整治的报告立即得到省委、中央政法委的批复。

　　平远严打第一天，情况严峻而复杂。请示省委领导，严打领导小组作出决定：进村宣传中央批准的主动缴毒缴枪的宽大政策和严打的目的意义，把战斗队变成宣传群众的工作队，敦促犯有罪行的人自首，号召群众揭发犯罪分子。刘选略和指挥部领导果断派出马永清和种道铨两位领导分别深入到重点人员家里和宗教人员中做工作，动员两名大毒贩带头投案自首。政策兑现后，在全体参战公安、武警官兵的艰辛努力下，99千克毒品、120万元毒资首次被挖出！突破口撕开后，群众也发动起来了，第10天，平远出现了“交毒交枪争先恐后”的局面。

　　历时80天的平远严打，以胜利告终。严打结束后，当公安武警部队离开之际，平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流着热泪夹道送行。

　　为什么能一次次不顾个人安危迎险而上，为国为民化险为夷?刘选略生前接受采访时，他默默地从衣袋中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取出一个对折的纸条，那是一张从1988年7月27日的台历上撕下来的日历，上面记着林则徐的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张发黄的日历已贴身跟随这位中国反毒前沿的老兵整整13年了！

　　2002年11月4日，星期天，这是刘选略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尽管他已于1992年初就离开了公安厅长岗位，并于两个星期前辞去了警察学会会长的工作，但一大早起来，他的心就喜忧参半地被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经济峰会展现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合作的广阔前景撞击着。他一直在考虑：区域内的经济整合对云南、中国和整个亚洲都十分重要，但由于这一地区毒品犯罪突出，最终可能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受阻，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成了确保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去世前两月，当他再次沿着林则徐留在保山高黎贡山间的足迹进行调研时，就由自己先前写的《抓住入世机遇，推进境外禁毒除源战略》，想到了如何从“堵源为上”向“除源战略”实施转移的另一个新的结合点。然而，谁也没想到，刘选略坐在办公室撰写的调查报告上“我建议”这三个字竟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三个字!

　　2002年11月5日，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公安战士在最后的工作日里因寒冷引发心肌梗塞而躺在了鲜花丛中。尽管他依然那么平静，然而，他令人敬佩的一生却如那条流经他故乡重庆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在人们心中澎湃激荡着……施晓焰 杨树华 刘露霞 王文龙 马丽娜（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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